四、對屈原及其《離騷》的批評

屈原歷來被當作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他的代表作《離騷》更是賦這一文體的開山之作，歷代詩人無不受其影響。在班固亦是如此，他的《幽通賦》無論從結構還是遣詞都可看出明顯的騷體風格。

作爲學者，班固對《離騷》亦頗有研究，章帝時曾與賈逵並作《離騷經章句》，其經過見王逸 [1] 《楚辭章句·敘》: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

班固、賈逵所作《離騷經章句》今已不傳，但班固為之所作《離騷贊序》卻因王逸收入他的《楚辭章句》一書而得保存下來：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2]。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在這篇序文中，班固回顧了屈原的一生，以及他爲什麽要寫《離騷》：「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

班固並對《離騷》的命名，給出了他的見解：「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即班固认为《离骚》是屈原抒写自己遭受之忧患。在班固之前，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說：

離騷者，猶離憂也。

即「離騷」就是「離憂」。王逸的觀點與司馬遷類似，以「別愁」解「離騷」：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楚辭章句·離騷經序》）

路放按：現代學者多將「離騷」直接解為「牢騷」，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註》說：

離騷即伍舉所謂「騷離」 [3] ，揚雄所謂「牢愁」，均即常語所謂牢騷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詞，無待分訓也。

范氏對《離騷》的這種解讀，讀過《離騷》的人恐怕都會有同感。

對詩人屈原及其《離騷》，司馬遷的評價極高。他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

屈平[4]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5]，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6] 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7]

司馬遷對屈原極盡推崇之能事，他認爲屈原其人「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其《離騷》「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非僅為個人苦悶的抒發，亦是憂國憂民之作；其風格「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人品高潔，出污泥而不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對司馬遷的這番熱情洋溢的讚美，班固認爲言過其實了。他說：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8] 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9]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10] 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 [11] 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睢》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12]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密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王逸《楚辭章句》註）

和《離騷贊序》一樣，班固這篇《離騷序》也是籍王逸的《楚辭章句》得以保存。不同的是，《離騷贊序》被王逸放在正文中，排列在《離騷章句》之後；而這篇《離騷序》則是以註文的形式附在王逸的《離騷章句》最後的《敍》之下。由於班固的《離騷章句》今已不存，所以我們已經無法知道這兩篇文章在班固自己的書中是怎樣排列的。

在這篇文章中，班固將「《國風》好色而不淫，……與日月爭光可也」这一段話歸於淮南王劉安，後來的研究者遂据之認爲是司馬遷在寫《史記·屈賈列傳》時引用了劉安的《離騷傳》。當然，司馬遷既然引用了劉安這段話，説明他認同劉安對屈原以及《離騷》的評價，所以以之作爲司馬遷自己的觀點亦無不可。

班固說劉安的評價「斯論似過其真」，並提出了自己對屈原個人的評價：「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閒，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以及他對《離騷》的評價：「多稱崑崙、冥婚密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

班固這篇文章，語氣激烈、評價刻薄，在後世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首先就是王逸，他在《離騷章句·敍》中說：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13]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辭，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辭」，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針對班固的批評，王逸進行了全面的反駁。他說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班固之評則「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而《離騷》「依託『五經』以立義」「誠博遠矣」，以致「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王逸對《離騷》評價，比之劉安、司馬遷，又更上到一個新的高度：「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還有一層意思，王逸沒有明說，那就是其實班固本人也在那些「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的「名儒博達之士」之列，他的賦作，一樣受《離騷》影響至深。

説來有趣，班固這篇文章，正是王逸爲了批駁的目的而收入自己的《敍》文之註中，纔得以保存下來。否則班固的觀點，恐怕要和其《離騷章句》一起消失了，也就不會在後世引起那麽多爭論了。

當然，王逸的評論，也未免過於情緒化。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雖不免刻薄，但卻是實情；而王逸說「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云云，卻純屬穿鑿附會，蓋《離騷》為屈原抒發個人情感之作，與儒家「五經」何幹？

細讀二人對《離騷》的評論，可以發現一個共同之處，即雙方都是以儒家「五經」作為評價《離騷》的標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人學者們自己為文，或是評價他人時，都要以儒家學說為根據，故班固指出 《離騷》多有「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之內容，以之為缺點；而王逸要說《離騷》好，則稱其「依託『五經』以立義」。實則屈原生於戰國，約與孟軻同時，其時儒家理論尚在發展時期，祗是百家之一，其影響也主要限於中原地區。而處於南方楚國的詩人屈原在寫作《離騷》時，不會也不必以儒家「五經」來指導其文學創作。

至南朝劉勰，在其《文心雕龍·辨騷》中，始對《離騷》做出了較中肯的評價。他在比較了班固、王逸雙方論點之後，指出他們「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末覈」，並提出了自己的文學評論原則，既「覈其論，必徵言」，即立論要建立在文本研究之上：

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婿以自這，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諭其《典·誥》則以彼，語其誇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詭而惠巧；《招魂》、《大招》，燿豔而深華；《蔔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劉勰指出，屈原之《離騷》，合於經典者有之，異於經典者亦有之，端看内容需要：「諭其《典·誥》則以彼，語其誇誕則如此」，應用之妙，在於一心，「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路放按：後世輿論對屈原與《離騷》的評價日趨高漲，近於神化。大部分《楚辭》愛好者都站在劉安、司馬遷、王逸一方，恨不能發明更多、更高級的形容詞，以表達他們對屈原和《離騷》的熱愛；而對班固「露才揚已」的批評和「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的定位恨之入骨，連帶著對劉勰的中肯評論都覺得不過癮，把他歸於班固一黨。蓋粉絲的狂熱，并非理性可以化解；他們對班固的強烈不滿，適足以説明班固對屈原及其《離騷》的批評正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