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丛脞万事堕”

    读司马光《稽古录》。卷四《有虞氏》下云：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这是皋陶应答帝舜唱的歌。司马光的《稽古录》，记载三代的历史，许多都是对《尚书》的采录和解释。上面皋陶唱的歌见于《尚书》的《虞书·益稷》，文字完全一样。关于这几句歌词的意思，现存最早的《尚书》汉代孔安国传云：“丛脞，细碎无大略。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司马光在这几句歌词之后，以注释的形式也做了解释：

    丛脞，细碎无大略。明主好要，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既不知治要，躬亲细务，则大臣无所事事，皆解体不为用。万事非一人可治，故皆堕坏。

    从原文的意思以及汉代孔安国和宋代司马光的解释看，歌词讲的是领导方法。要求君主要抓大事，抓要点，不要亲自去做那些细碎丛脞的小事。如果君主总是热衷于做这样的小事，下面各个部门的官员就会无所事事，变得懒惰，反而会耽误了大事。

    对于这一层面的意思，宋代的解经家反复申说。宋人夏僎《尚书详解》卷五云：

    元首细碎，不务大略，侵臣之职，如后之人君兼行将相，则为人臣者，知人君任之不专，必怠惰不共乃事，万事从而堕坏矣，在帝又不可不戒？

    宋人时澜编《增修东莱书说》卷四归纳吕祖谦的话说：

        君道在于无为。侵臣之职，则丛脞哉。丛脞者，不知纲领之谓也。

    朱熹订定过的蔡沈《书经集传》卷一云：

    言君行臣职，烦琐细碎，则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万事废坏。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

    南宋宰相史浩在《尚书讲义》卷四也解释说：

    若元首不明，则自圣而轻，臣下自用而昵谄谀，细事必亲，徒尔丛脞，而大事不举，失其机会。股肱在位，充员茍禄，无所建明，万事安得而不隳？皋陶之戒，可谓不阿人主矣。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述了不少解经的言说，是想阐释历代解经家对《尚书》这几句歌词解释时发挥的深意。

    自秦历汉，皇帝制度确立之后，伴随着的日臻完备，皇帝作为行政长官的角色开始淡化，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由实体性向象征性转化。从宰相到各个部门的官僚，在处理行政事务时，不希望皇帝进行具体干涉。君有君道，臣有臣职，各司其事，不能彼此干预。君主如果事事躬亲，件件过问，用上面引述的话说，是“侵臣之职”，是“不知纲领”。对于君主的这种行为，臣子会进行责难的。而责难的理论依据，就是儒学经典《尚书》的上述歌词。

    日臻完备的政府行政机能，排挤了皇帝权力，让皇帝在行政运作中成为“多余的人”，仅具橡皮图章般的象征意义。这是传统社会皇帝所遭遇的尴尬，是一种无奈的客观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皇帝又不甘心仅仅具有象征性，其家天下的传承，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让他时不时想伸手，去干涉具体行政事务。皇帝的具体干涉，是官僚们最不希望出现的事端，因此，他们要在君主制政体之内，对君主加以限制，将皇权限制在象征性的范围之中。从汉代开始，走向国教化的儒学具有了崇高的地位。于是，《尚书》中的上述歌词便被大加发挥，成为限制君主干涉具体行政事务的最为有力的理论资源。

    宋代是士大夫政治主宰的时代，“道理最大”，儒学经典的地位被高度尊崇。经典中限制君权的思想作为理论资源也得到了充分地发掘。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和“责难于君谓之恭”的孟子，正是在这个时代，著作上升为儒学经典。上面引述的解经之语，多数也是出自宋人之口。

    在这些宋人中，不仅有经学家，更有政治家。北宋的司马光，南宋的史浩，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南宋还有一位宰相政治家，通过为人撰写墓志铭，以宋代的政治状况，讲述了与《尚书》同样的认识。周必大在《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中写道：“上（孝宗）问，卿更有何事为朕言之？公（程大昌）曰，事有大小，有先后。今四方狱案必经圣览，大臣因是亦困省阅，何暇议大事、急先务乎？”孝宗想揽权，事无巨细，什么都要亲自批阅，让大臣们也疲于应付皇帝，从而无暇矗立急务，商议大事。对此程大昌直言相谏，提出了批评。宋孝宗还真的听从了批评，接受了程大昌的建议。周必大的记载是“迄如公言”。周必大在另一篇《文华阁直学士赠金紫光禄大夫陈公居仁神道碑》中也记载了陈居仁和宋孝宗的对话：“又论人主当执要，毋亲细务。上曰，亦觉丛脞，他人未尝及。”这里，宋孝宗把陷于琐碎事务也称之为“丛脞”。神道碑选择什么事项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载笔者的认识。皇帝不要大权独揽，要群策群力，《尚书》的精神也是程大昌和周必大等宋代士大夫的一致认识。

    他们与经学家的解释同气相应，可见把君主排除于行政事务之外，当属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尚书》中几句讲述领导方法的普通歌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被大加发挥，居然成为了推动走向皇权象征化的一个理论依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亦可古为今用，信然。

  《稽古录》的记事范围尽管超过了《资治通鉴》，但大部分内容可以说是司马光自编的“通鉴纲目”，读者对象主要是皇帝。《尚书》有很多内容，采录什么入书，司马光自是有自己的考量。这种考量无疑又带有时代的印记。《尚书》这几句话，可以教育君主无为而治，有益于限制皇权，因而为司马光所采录。

    跟着司马光读《尚书》，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