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天舞干戚？

——校勘学摭谈之四十二

陶渊明有两句用来形容猛士壮志的诗相当有名，这就是“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不过，这两句诗的前一句“刑天舞干戚”，在宋代却发生了聚讼。这一聚讼一直延续至今，多为学者所详。

聚讼起于北宋后期的曾纮。《四库全书》本《陶渊明集》卷4，于这首诗之后附有曾纮的考释：

曾纮曰：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平生酷爱此作，每以世无善本为恨。因《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猛志固常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因思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岂欺我哉？

曾纮看到的陶集，“刑天舞干戚”记作“形夭无千岁”。他觉得上下文意难属。因为陶渊明此诗是《读山海经》组诗中的一首，于是曾纮便找来《山海经》，从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曾纮所引，盖为注文，检《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刑天这种不屈不挠的形象，曾纮认为正与陶诗下句“猛志固常在”相应。于是他判断“形夭无千岁”一句，“刑”讹为“形”，“天”讹为“夭”，“ 舞”讹为 “无 (無)”,“干”讹为“千”，“戚”讹为“岁（歲）”，字字皆误。虽说这种现象十分偶然，但从校勘学的角度看，他觉得“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对此，他还援引了一句同时代人的话加以感慨：“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

曾纮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让陶诗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引来一片赞誉。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二《抄传文书之误》就记载，当他把曾纮的发现讲给友人岑公休、晁之道时，“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

然而，与洪迈同时代的周必大在读了曾纮见解之后，先喜而后疑，其在《省斋文藁》十八《跋向氏邵康节手写陶靖节诗》中写道：

临汉曾纮谓旧本《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当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证甚明，已而再味，前篇专咏夸父事，则次篇亦当专咏精卫，不应旁及他兽。今观康节只从旧本，则纮言似未可凭矣。

后来，周必大看到洪迈的记载，又在《二老堂诗话》卷上详细展开了他的见解：

宣和六年，临汉曾纮谓：靖节《读山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贯。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予谓纮说固美，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距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

周必大两处详略不同的叙述，从本证和旁证两个角度辩驳了曾纮之说。

他认为，从本证上看，陶渊明这首诗专咏精卫，不当旁及它兽。如果记作“刑天舞干戚”，兼说二事，在逻辑上难以讲通。从内容上看，两句诗也并非不相应。精卫虽无千岁之寿，但衔木填海的猛志常在，死而无悔。周必大还认为，全诗的最后两句也与干戚之猛无关。

在这里，我们需要读一下陶渊明的全诗了：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人们熟悉的精卫填海故事，见于《山海经·北山经》：“精卫，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此外，从旁证来看，周必大观察到，陶渊明这组诗共有十三首，每首专指一事。他例举了前一首就是专讲夸父，以此来旁证这一首也是专指精卫，而不当旁及刑天。

曾纮的辨误，获得激赏，似成定论。还有周紫芝蹈袭其说，以为己说。不过，经周必大质疑，便成聚讼。

将“形夭无千岁”校订为“刑天舞干戚”，似乎颇可反映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另一面，因而广为接受，几成定案。

晚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18《评诗》中，就采用校订后的文本评论说：

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

今人鲁迅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针对朱光潜的陶诗评论写道：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不过，接着赞同周必大质疑说的声音虽微，也有余音袅袅。

元人方回在《桐江续集》卷12有《辨渊明诗》。他先在诗序中写道：

渊明《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无千岁，猛志故常在。”此四句皆以指精卫也。谓此禽之寿焉有千年，而报冤之意未尝泯耳。若所谓“形天，兽名，口中好衔干戚而舞者”，《山海经》信有之。曾纮偶见此，即改“形天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然辞意不相谐合。盖近世读书校雠者好奇之过也。予谓“形天无千岁”为是，不当轻改。

接着方回又赋诗云：

微禽移木石，欲以塞东洋。赋寿何能远，衔冤未始忘。起脾讹越婢，澎浪转彭郎。轻改刑天字，于文恐未详。

《金匮要略》等医书中的“起脾汤”被讹误为“越婢汤”，江西彭泽的“澎浪矶”被讹误为“彭郎矶”，并由大孤山名附会出姑婿传说。方回以这些例子，讥讽陶诗改订也是校勘学大盛的宋代“读书校雠者好奇之过”。

今人郭沫若也支持周必大说，他在晚年写的《读诗札记四则》中指出：

这样明白晓畅的诗，宋人曾却于节外生枝，谓“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其上下文不相贯，遂把“形夭无千岁”校改为“刑天舞干戚”。后人视为定论，刻本径改原书，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公案。

上述聚讼，虽然涉及到诗文内容、陶诗评价，但实质上属于校勘学范畴中一例典型的个案。曾纮将“形夭无千岁”校订为“刑天舞干戚”，并无版本依据，根据的是《山海经》中关于“刑天”的记载，这属于他校法。从与“猛志固常在”的意义相应的视点改字，则属于理校法。对文字形近而误的致误原因推测，则是根据对书籍讹误常见现象做出的合理判断，刚好这改动前后的10个字字形相当接近。

不过，理校之法，实在见仁见智。何说可成定谳，要看理由是否充足，是否可以在逻辑上自圆其说。以理校下结论，有很大风险。

周必大的质疑也无版本依据，但他认为在专咏精卫诗中突然插入刑天，在意思表达上造成分裂。方回支持周必大说也是基于这一点，认为改为“刑天舞干戚”，“辞意不相谐合”。周必大和方回运用的也是理校法，即逻辑判断。然而，比曾纮多出的，周必大还有同为组诗的内容表达方式的比较，这当属校勘中同书比勘的本校法。在这一点上，周必大较曾纮略胜一筹。

那么，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在意思上，由于“形夭无千岁”和“刑天舞干戚”皆有说得通之理由，我不会舍此就彼，而会两存其说。大概会把曾纮和周必大糅合为一体，运用曾纮的理校和形误推测记异，运用周必大的理校和本校质疑。由于没有版本依据，保持正文“形夭无千岁”原貌，不改字。记异与质疑皆记入校勘记，做一条疑似校，为读者的探讨提供线索与思路。

现在的陶集通行本均将“形夭无千岁”径记“刑天舞干戚”，则正如郭沫若所言，属于“刻本径改原书”，很奇怪。

校勘铁则，除非显误，无版本依据，绝对不改原文，不能将己意强加于古人，不能做文献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