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天下与家天下

     何谓“官天下”，又何谓“家天下”？语出《汉书》卷77《盖宽饶传》。

     班固引述盖宽饶的上奏云：

        《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由此可知，“官天下”指的是传说中五帝禅让，“家天下”则是指自夏商周三代开始的世袭传承。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的传说，五帝也不完全是“官天下”。黄帝传给自己的孙子颛顼，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次子。都属于直系世袭。禅让只是在五帝最后的尧舜之间实行，并及于禹。然而，尽管禅让仅行于二帝一禹，这种以天下为公无私让权的大善，便足以光被五帝。笼统说五帝官天下，亦无人较真，追究不妥。

    对于“家天下”的叙述，古代的士大夫也喜欢笼统地说三代，如果具体地说起来，多云夏商，而不情愿涉及孔子所追崇的西周。比如苏轼就说“夏商家天下”。但事实正如《太平御览》卷146所引《韩诗外传》：“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在殷还有兄终弟及，将世袭制系统化的，正是有周之世。世袭制在封建制的旗帜下全面展开。

    古代的士大夫在云及“家天下”时，为何对周却吞吞吐吐呢？因为古代的士大夫认识得很清楚，较之“官以传贤”的官天下，“家天下”已经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了，但碍于孔子屡屡要“吾从周”，“克己复礼”，士大夫们实在不希望“家天下”是圣周存在的事实。

    自从《汉书》转述盖饶宽奏疏引用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后，这句话变得十分有名。不过，在“家天下”一统千秋的强势背景之下，士大夫在讲到“家天下”时，变得十分踌躇，心怀忌讳。因为第一个以背书的形式讲“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汉代盖饶宽，便被加以“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的罪名，而掉了脑袋。

    宋代的太宗和真宗都分别问起过何以称皇帝为“官家”的来历。王君玉的《国老谈苑》卷2记载：

        徐铉为散骑常侍，太宗谓曰：官家之称，其义安在？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

    下。盖皇帝之谓也。

    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卷下记载：

        上（真宗）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

    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

    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请注意，在这两处君臣对答中，“三王”均被改为“三皇”，置于“五帝”之前，这样的三皇便成为传说中的圣人伏羲、女娲、神农之属。并且，还将作为动词使用的“官”与“家”对换。这样一来，无论“官”还是“家”，都成了圣人的行为，无可厚非。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强解曲释、阿谀奇想，释文莹讽刺道：“纵冥搜，不及于此。”意即一般人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来。

    所谓“五帝官天下”的禅让，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政治理想，未必就有过真正的实践。但这种政治理想却成为一种思想营养与理论武器，被应用于后世。在后世的政治舞台上，有过带有几分天真的诚实践行者。比如战国时燕王哙就曾禅让给国相子之。但更多的则是以禅让的名义，在强势压力背景下的篡夺。从曹丕、司马炎到赵匡胤都是如此。当然较之武力放伐，名义上的禅让，也使权力转移变得不流血。避免了社会动荡，百姓遭殃，也是其客观意义。

    与官天下相比，古代的思想家自然不赞同家天下。《礼记·礼运篇》云：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

   《礼记·礼运篇》在这里其实是比较了“官天下”与“家天下”的不同。汉代胡安国就直接解释为“大道隐而家天下”。即是说，天下成为了一家之私。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究竟是“官天下”还是“家天下”，对于政体走向也有过讨论。

    西汉刘向所撰《说苑》卷14《至公篇》载：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

    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

    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

    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

    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

    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

    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

    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黯然无以

    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一记载是否属于小说家言，难以确认。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初建，对政体进行过讨论，当为事实。从至今存留的“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血流于野。……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峄山刻石内容来看，秦始皇的确对政体是有所思考的。峄山刻石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思路佐证。再从秦始皇集议讨论“皇帝”称号，以及废除封建制的事实来看，《说苑》的上述记载，在逻辑上存在有一定的可信性。具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其魄力绝不会亚于先前敢于突破旧习导入“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也不会比让位于国相子之的燕王哙差,所以他有禅让之念，亦绝不是想入非非，心血来潮。

    几乎历来为研究秦始皇的学者所忽视的这条史料，对于研究秦王朝乃至此后两千年政体的形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面对鲍白令之激烈抨击，秦始皇还真是具有后来帝王所难有的雅量。既成的历史不能假设。倘若没有鲍白令之的激烈抨击，传统中国的政体会不会有另一种走向呢？在公元前2世纪，历史拐了个弯。

    不过，即使是从秦始皇开始，大一统的家天下建立之后，皇帝这个大家长也难以一手遮天，也有不少与官家分一杯羹的势力。汉代的军功贵族，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魏晋士族，隋唐的西北贵族，皇帝都要恭敬着。

    到了宋代中期，大规模的开科取士，最终造成了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崛起的士大夫集团更是直接提出了权力共享的要求：“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太宗有份《诫诸王诏》，这样写道：

       敕：朕闻五帝官天下，而禅让于贤；三王家天下，而封树其子。德已薄矣，可不慎乎！

     家天下德薄，宋太宗很清楚。

    光看宋太宗的这份诏书，不禁钦佩皇帝居然拥有如此自律的意识。仔细一查，这样的意识原来是士大夫强加给宋太宗的。诏书的执笔者为王禹偁，文载《小畜集》卷26。王禹偁本人不便直接指斥“家天下”，借皇帝之口说出，可谓大胆而巧妙。而宋太宗毫无间言，完全认可，自然也与他有着极欲成为唐太宗那样明君的心理有关。

    为何家天下德薄？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1指出：

        五帝官天下，以天下为公，而使仕者任之，是为官矣。三王家天下，则以天下为己

    有者也。

    都知道家天下出于私心，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特别是给封建制垫底的宗法制强化了家天下的意识。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诺大江山，万贯财富，不传子孙传给谁？传贤，传有德，天下为公，除了传说中的尧舜，拥有如此胸怀的，有几人？有这样的人，才真不枉称圣人。

    家天下的初始阶段，情形还简单。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想分皇权这杯羹的势力越来越多。皇帝周围的宦官、外戚、权臣且不论，前面云及的汉代军功贵族、魏晋士族、隋唐西北贵族，以及强盛的宋代士大夫集团等等，都闯入了家天下的管理层。家天下呈复杂化，家天下呈集团化。不仅仅是皇帝大家长一个人，为某个集团的整体利益而左右天下，是为后世家天下。这个家天下，联系着血缘，又超越了血缘，一条有形与无形的利益纽带左右着天下。黎民百姓，永远是天下的子民。

　　天下为公，那是从《礼记》到孙中山的企盼，那是古往今来亿万黎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