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他爸爸去世之前得重病，找郎中来看，结果人家开出了一对“原配的悉蟀”，这个悬虚的药引子没能让鲁父起死回生，还被大师写进了文章里，惹来了几代人对中医口诛笔伐。
    其实，虫类入药在医学界不独中医的事，现在治肝癌的“去甲斑蝥素”，骨科里销量巨大的“大黄蜇虫丸”，都用了听起来吓人的虫子。问题出在了该郎中居然郑重其事地要求蟋蟀的“婚姻状况”，在视医学为绝对科学的鲁迅眼里，自然就失之严谨了。
   其实，从心理角度上说，这种对药引子的苛刻，恰恰能造就药效，它更容易使服用者对制作过程的复杂和神秘产生信服力。比如临床上使用的安慰剂，虽然实质不过是毫无作用的淀粉片，但因为医生同样郑重其事地开出来，包装乃至味道也与有效的药物无异，使病人相信在先，所以仍旧能具备30%的治疗效力。
    从文化角度上说，行事过程中的适度繁琐，是可以增加一件琐事的文化含量的，乃至能使之足以跻身令人不敢小视的文化行列，后边这个理论是沈宏非创造的。
  沈胖子以写美食闻名，嘴巴刁钻同时智力超群。他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贪吃的嗜好发明了这个理论吧：所谓文化，就是延长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比如喝一口茶仅仅是为了解渴，但在一个茶馆泡一下午，就可能品出茶文化。去一次红灯区就算越轨，但是如果一辈子扎根青楼却有可能成为性文化研究者……
    其实，查明虫类“操守”之后方可入药的规矩，在过去的中医是常事，有人说， 这种故弄玄虚的办法其实是医者保住自己名声的小心思，就象现在的医生，会把误诊推到仪器的“分辨率不足”一样。找不到“原配”的蟋蟀,或者找来的蟋蟀没法证明是“原配”还是“非法同居”，都是绝症没能起死回生时，郎中们最好的说辞。
   其实我到更愿意相信，这种繁琐的程序确实可以增加着病人的信任度，病人被为难的过程，就是其病愈信心增加的过程，本身不是坏事，至少是善意的谎言。著名的中医经典《雷公炮灸论》中描述朱砂的制作过程：“夫修朱砂之事，先于一静室内焚香斋沐，然后取砂，以香水滤过……”这种很有仪式感的制药过程，似乎负载着医者仁心和病人生机。所以同仁堂沿用至今的对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个对繁琐制作过程的描述和承诺，使它的购买者在解囊的那一瞬，就已经拿到了30%的治疗效力。
  遗憾的是，这个30%的效果却被正规医生不屑，他们总觉得医术才是硬道理。到是假名医生的人，往往巧施此技，他们的偏方中很多不能用医理解释、但又不敢怠慢的规矩，比如：用一百根牙签扎成一捆去掇刺某个穴位。可以肯定，这一百根牙签与那一对有操守的蟋蟀效果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