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和陶诗

陶渊明又叫陶潜，自诩“靖节”，也被称为靖节先生，是东晋末的伟大诗人。先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的辞官归隐时间是在彭泽县令的位上。那篇《归去来兮辞》正是他告別官场生涯的辞职报告，亦是他从此归隐田园不再出仕的宣言书。正是因为这个石破惊天的壮举，他成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向往自由的崇拜偶像。被后人称之为第一个“田园诗人的始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弱年逢家乏”的陶渊明，固穷，但并非一个单为衣食劳碌的平庸君子。他有远大的志向和政治梦想。史料对他的记载：“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抱猛志，不同流俗”。这就证明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为并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人生道路作出的果断决择。

苏东坡佩服陶潜的勇气，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早年的苏东坡在仕途奋发上进，踌躇满志，大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自“乌台诗案”之后的他，仕途起伏，一波三折，再也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陶渊眀入仕之后并无大起大落。他们俩背景不同，性格有别，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入仕为官要有所作为，能为苍生百姓做点好事实事。回顾陶渊明所处的年代，彭泽县令的待遇并不差。据《晋百官注》记载，当时的县官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十五斛除以三十天，刚好是每天五斗。一天能有五斗米的收入，也着实不少了，何况东晋时执行的是俸田和俸钱的双薪制。陶渊明除了有俸田，还有俸薪和其它收入。但陶渊明就是陶渊明，他对这些丰厚的俸禄毫不留恋，硬要辞官归隐，自食其力。因为他在官场上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只是朝廷的一个差役而已。如其这样行尸走肉般地听从差遣，枉食百姓钱粮而又不能造福百姓，不如回归故里，躬耕于垅去追求自己向往的那种田园生活。这种观点当然不乏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但处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仕途，历朝历代却无人敢有此举，倒是那些为考取功名终生求仕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逆来顺受，委屈求全，溜须拍马，应有尽有。陶渊明的叛逆和果敢无疑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苏东坡的和陶诗始作于1092年，也即是贬惠的前二年。他对陶公的田园诗作中所描述的情景充满心仪和向往，跟着陶公的行迹和思路写下了一百多首和陶诗。寓惠期间的三年里，是他的和陶诗创作高峰。苏东坡是贬官，他不能像陶潜那样正儿八经地提出辞职，苏东坡即使想辞官归隐，朝廷也不会恩准，因为流放至此本来就是朝廷对贬官谪吏作出的一种惩罚，他逃不脱这种惩罚。

苏东坡到惠之后写的第一首和陶诗是《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此诗写于1095年的3月4日嘉祐寺，在创作此首诗的前一天，詹范太守陪东坡一起重游了白水山和佛迹岩，随行的还有林抃、王原、赖仙芝等人。到惠半年了，东坡渐渐地熟悉了惠州的一些地方，结交了一些朋友，比初来乍到时的那种陌生、压抑、郁闷、烦恼的境况已大为改观。通过这次郊游，东坡的心情更趋平和，他当晚就给一个叫陈慥的老友写信：“来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从这信中不难看出东坡的兴奋心情。他除了适应了惠州的水土和生活习惯之外，还提及了惠州吏民的热情相待，詹范太守和水北老人就是吏民中的代表。

苏东坡在这组和陶诗中，有多处提到了水北的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的热情好客，大方开朗的性格给东坡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诗中说：“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陈家紫，甘冷悲不如，君来树下坐，饱食携其余，归途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这位一生不曾渡过东江来到府城的水北老人，在苏东坡的笔下栩栩如生，鲜活无比。你看老人对东坡多么热情：“君来树下坐，饱食携其余。”“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无不让人感受到老人的那种豪爽和慷慨。在以后的日子里，苏东坡还陆陆续续地写下了《和陶贫士七首》并引、《和陶九日闲居》并引、《和陶读山海经》并引、《和陶桃花源》并引，以及《和陶咏二疏》、《和陶咏荆轲》、《和陶咏三良》等等，在这诸多的诗中，苏东坡用步韵、次韵、从韵等形式，吸纳本土题材，讴歌岭南风物，突显地方特色。这既是苏东坡的创作取向，也是他在文学艺术形式的一种创新。这两个伟大的诗人，一个在彭泽，一个在惠州，一个是东晋，一个是北宋，中间相隔了六百多年和相距数千里，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空穿越中对田园诗歌作了一次次如此精彩的交流和对话，并开启了一代和陶诗创作的新风。“吾前后和诗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这是东坡的自白。而王庭坚在《跋子瞻陶诗》中说苏东坡：“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1095年春天，一个叫卓契顺的人千里迢迢地从北方来到惠州。卓契顺风餐露宿，磨破脚底，单在路上就走了几个月时间。来惠的目的仅是为苏迈讨封家书，这委实让苏东坡感动了。东坡问卓如此辛苦有何所求？卓说无甚好求，若是为求而来就不是来惠州而是上京城了。卓契顺说的是大实话。如今的东坡只是一个贬官谪吏而已，无职无权，沦落在蛮烟瘴雨之地，过着“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的困窘日子， 还有什么可以帮到卓契顺的？若真是卓契顺要求之于人，肯定要去京城寻找位高权重的京官了。但卓契顺还是婉转地对苏东坡说，若说有求，就求你一幅字吧，如当年的明远与颜真卿一样，由于在鲁公缺粮的时候，明远送来大米，雪中送炭的大义让真卿写进书中而流传千古。苏东坡听后非常惭愧，想想自己的字画名气远没有他们大，如何来报答契顺的一番侠义及盛情呢？他挥毫泼墨，一气抄下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一文相赠，也正是这幅墨宝，让历史记下了一个叫卓契顺的人。

苏东坡一生写过无数的诗，历朝历代也流传着许多快炙人口的诗，他为什么要单选《归去来兮辞》相送？这不难窥知他的特別用意。他正是通过《归去来兮辞》的意境寄托了本人对未来生活的坚强信心和某种期翼。他认为陶渊明的隐退并非全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而回归乡下并不仅仅是耕植谋生，自食其力那简单，而是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人之本性，就像那位未经尘世污染的水北老人一样高洁清纯。

苏东坡毕生敬陶公、晚年和陶诗、赠友抄陶文正是表明了他对清高人格的执着追求，対品行节操的顽強坚守，从这个角度讲，和陶诗的意义早己超出了文学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