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佳：再论“文物”与“古董”

几年前，我曾对国家文物普查提出过异议，认为脱离民间蕴藏着的逾万年遗珍视而不见不管不顾，却去统计绝大部分并不能代表当时代的文化、经济、艺术等成就的，即将被淘汰的普品、残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毫无意义。

时至今日，等到相关的新政出台之日，也是文物将以全新的、靓丽的形象映入人们的眼帘之时。

也就是说，今天民间蕴藏着的很大一部分古代艺术品（古董、古玩）将登堂入室替代那些老普残，去代表那个时代各方面的成就，成为博物馆真正的主人。

当然，这一天的到来，应该会有一部分民营博物馆被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弥补国家馆藏文物品类的不足与缺失部分。其中登记在册的遗珍与体制内的所有馆藏品一样，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文物。

有藏友问：如果民间有人不想登记在册，或有疑虑，也不敢登记在册，那么，所有没登记在册的文物叫什么呢？

那就没有“文物”的属性了，纯粹归私人所有，回归其“古代艺术品（古董、古玩）”的本来面目。

比如，两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其中一件在某家已登记在册被国家认可的私人博物馆里。首先，这件藏品具备了公众物品这么一层属性，同时还具备了代表那一段历史时期文化的、经济的、科技的、艺术的等等典型特征。换一种说法，是具有某段历史时期某民族特征的，体现这段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文”字，所以称之为“文物”。

于此同时，该物件退出了市场流通领域，也失去了商品的属性，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了。

而民间私人拥有的古代艺术品（古董、古玩）虽然其本质上也蕴含着文化和商品两重属性，但客观现实要求其在社会上承担的是商品属性这一角色，故称之为“古董（古代艺术品、古玩）”。

以上所论就是“文物”与“古董”的根本区别。

再举一例，以期进一步说明“文物”与“古代艺术品（古董、古玩）”之间的不同属性。

建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各省市都有国营性质的文物商店，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销售从各省市的博物馆里淘汰了的文物。在这三十年里，全国各地的文物商店售出了多少文物？这些已售出的文物，到了国内外买家手中，归属权易主，属性亦变。显然已不能再称之为“文物”了。

虽说改开以后的四十年，国家博物馆再也不向民间收购古代遗珍了，只单向花巨资回购国外拍行的拍品。但前三十年，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曾从民间获得无数赠品和廉价购得的古代遗珍，撑起了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半壁江山。显然，它们的前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古董，或古玩。

唐代王维的诗句云“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描写西施从浣纱女转变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王妃，其身份地位的朝夕变更，或可形象地说明古代遗珍，在被国家注册登记认可之前后属性的变异。

我在《“文物”就是“古董”吗？》一文中也谈到，今后随着大量精美古物的不断涌现，必然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间遗珍，其拥有者即不想出售也不愿上交给国家。为此，曾建议国家出台一部专门法案（条例）来管理这类遗珍。被纳入法案内的民间遗珍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在册，备案供查。这类遗珍允许并仅限于国内流通，交易完成后的收售双方须到相关部门办理更易手续。

法案对这类遗珍的拥有者来说，主要有如下三大好处：

一，提升了遗珍的社会认知度。社会认知度的提高，意味其经济价值也会相应提高；

二，增强了遗珍的安全性。在国家管控内的遗珍交易后不经报备，双方已属违法行为，更何况每件遗珍必有其特殊的印记报备后记录在案的，因此很难为偷盗者带来经济利益，故而降低了失窃的风险。

三，获得如何妥善收藏保管这类遗珍的专业知识。得到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的指导，甚至获得专业维护器材，利于遗珍得到更妥善地保护。

这些年，我多次著文涉及“文物”与“古董”的问题，盖因一部《文物保护护法》将两者混为一谈贻害收藏界，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数千万社会民众能否在一个不被扭曲的，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工作生活的大问题；关系到华夏逾万年文明能否得到正名，并薪火相传的大是大非问题。

此文所表达的观点在几年前的旧文《“文物”就是“古董”吗？》中都有所表述，此文算是前文的精简版吧。

最近连发了几篇有关国家艺术品产业化的短文，表达了一些浅识。其实这些都是草佳个人对新政前瞻的良好愿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