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江到底发源于何地？几千年来已经发生过几次变化，最早说是发源于岷江，也有说源于嘉陵江，后来确定发源于金沙江。现在关于长江的发源地官方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即长江来源于通天河，其来源有三：沱沱河为正源，当曲为南源，楚玛尔河为北源。

      在古代，由于没有科学的长度、水量、方向等测量方法和准确的地图，关于江源认识上出现误差或者错误都是自然的事。另一方面，由于江源的确定至今并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所以，即使现在也还存在一些争议。不过，由于我们对于江源区水系地理位置的认识已经基本一致，目前存在的质疑主要围绕着沱沱河和当曲谁为正源等问题。

      早在3000～4000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国开始进入有文字记录的文明阶段，这一时期，长江流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又没有科学的测量手段，古人对长江源的认识非常肤浅，即使对于长江中下游水系古人也有过错误的认识。例如，在8000～3000年前全新世以来，全球及我国都处在气温偏高时期，降雨量丰富，洪水频繁出现，川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水流进入长江中游的洪泛冲积洼地，这里是湖泊、沼泽、水网、陆地交织的冲积平原区，那时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都是大片湖泊、沼泽和河网区，历史上称云梦泽，人们甚至分不清长江和汉江谁是长江的主流。分析原因，可能是长江在三峡出口——南津关处很窄，江面宽只有200～300米，而汉江中游江面宽有1000～2000米，所以，当时的人是“江汉不分”。事实上南津关虽然很窄，但水深流急，而汉江中游江宽而水浅，实际上前者的流量比汉江大很多倍，仅看水面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古代也没有多少人关心长江发源于何地。

       到3000～22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经典《尚书^.禹贡》中写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这里的岷江实际上指的不是川西青藏高原东缘的岷山，而是现在甘肃天水西南北公里的嶓冢山（石铭鼎，2001），即现在的嘉陵江上游西汉水的源头，但岷江作为源头最为盛行。由于《尚书》是五经之一，古人对其十分崇敬，再加上没有人做科学的考察和测量，使此后2000多年一直沿用岷江作为长江源之说，几乎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实际上，早在东汉初期，古代人就已经知道金沙江源远流长，但一直将其视为长江的支流。如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便持此观点。

       古人将岷江作为长江源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推断其原因有三：一是岷江水量确实很大，多年平均径流量达1065亿立方米，是长江支流中径流量最大的，仅比长江干流金沙江宜宾站（多年平均径流量1460亿立方米）少395立方米，而且由于金沙江流域没有大的暴雨区，而岷江流域有著名的川西暴雨区，如果论最大洪峰流量，岷江甚至比金沙江还大。如历史上，岷江出口水文站——高场站最大洪峰流量曾达到过51000立方米每秒，而金沙江出口——屏山站历史最大洪峰流量仅36900立方米每秒，看最大瞬时水量，岷江比金沙江大。二是宜宾以上是金沙江下游，多是高山峡谷河段，水面宽只有150～200m，而岷江下游水面宽在400～1000m，给人以比金沙江还大的印象。三是由于金沙江水急、滩多，即使现在一般也不能通航，而岷江下游古时候就可以通航，舟楫不断，人烟兴旺，有“大江风范”。如果不采用科学的测量方法，误将岷江作为主流，金沙江作为支流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古人犯错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徐霞客之前的古人，由于缺乏水文和地理知识，对江源的想象与理解比起今人，既幼稚又复杂。春秋战国时代的《山经》就认为黄河源头是潜流重现，所谓“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这一认识很是流行一时，原因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误将黄河之源推至新疆于田之东，中途经罗布泊再潜流至青海，连郦道元也深受此说影响，所以他没有将金沙江确定是长江的干流。

       第一次对权威经典说法提出挑战的是富有实证精神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他在《溯江纪源》一文中明确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的论断，虽然“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但是，徐霞客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明确地意识到了一个评判江源的简单原则——以水流最远的支流为正源，并从这一原则出发，推翻岷江是长江正源的旧说，确立金沙江是长江正源的新说。“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徐霞客分析了古人为什么将岷江作为江源的原因。发人深省的是，以风餐露宿的实地考察名垂史册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其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之一就是发现长江的正源，不仅因为他曾经去过金沙江，而且他根据考察结果进行整理和思考，最后推断得到。

       由于徐霞客当时只是个民间人士，没有官方身份，不具有权威性，他的推论并不被明朝和当时的社会认可，等到他死后两三百年后才渐渐被清初的康熙皇帝及其清朝学者所接纳。清初国家统一，西方的一些科学制图技术已经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在《康熙几暇格物编·江源》中，对于徐霞客的《溯江纪源》十分赞赏，正式肯定了徐霞客长江源之说。康熙年间，皇帝为了有效地统治青藏地区，曾派出专门的使臣对长江江源进行考察，想进一步探明江源水系分布。由于江源地区气候恶劣，高原缺氧和交通困难等原因，这些使臣来到江源区时，无法深入江源腹地，只能“望源兴叹”，停留在“江源如帚，分散甚阔”的水平上。即使这样，也初步描述了江源河网及沼泽湿地交错复杂的基本特性，但尚分辩不出谁是主流河道，得出江源水系复杂和散乱的结论。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年），朝廷组织学者首次采用近代测量技术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图上已经绘出通天河上游水系的大致方位，初步确定了长江源和黄河源头的地理位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所撰《水道提纲》，对于江源水系作了更细致的描述，已经涉及布曲、尕尔曲、当曲、沱沱河等江源河流，由于当时江源河流名称多用蒙古语标注（明朝期间，蒙古人曾经统治青藏高原地区近百年时间，使当地许多地名用蒙古语）。他认为布曲为正源，当曲和沱沱河为支流。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虽然有一些中外人士深入长江源区进行探险或者科学考察，但因复杂的地理条件、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又缺乏有效的测量手段，都只是停留在大致弄清了长江源头有当曲、布曲、楚玛尔河等许多条河流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