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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辭典》Founder effect（奠基者效應）Bottleneck effect（瓶頸效應）這二個專有名詞
 
  　　不少讀者會從相關科學或生態書籍中看到Founder effect、 Bottleneck effect等與外來入侵生物有關的專有名詞，但許多人並不了解其中意涵。

　 　Founder effect（奠基者效應）Bottleneck effect（瓶頸效應）這二個專有名詞，都是在說明某個生物族群，它們的基因組成，因為某些緣故而十分相似的情況，但仍有些許不同。奠基者效應，或稱為 「拓荒者效應」是指某些生物族群內的個體，因各種原因而離開原本居住的母族群（比如長大成熟、離家開拓新領土）；之後在新環境中建立自己的族群，繁衍後， 新族群數量逐漸上升，但因這個新族群是由來自母族群的少數「祖先」所建立，所以在基因組成上十分類似（因其都是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此種情況就稱為 「奠基者效應」，（像是中國、台灣各地常可見到的家庄，就是一例）。

　　而瓶頸效應則是指一族群原本數量繁多，但因種種因素（如天災人禍，出生率突然下降）、導致族群數量大量減少，之後該族群的數量雖逐漸回復，但基因組成卻十分相似，此種情況就稱之為「瓶頸效應」。
 
來源：人間福報

遗传学瓶颈效应

　　在遗传学上:指的是少数个体的基因频率决定了它们后代的基因频率。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个体建立起来的新群体所产生的一种极端的遗传漂变作用.
　　注:遗传漂变：由于某种机会，某一等位基因频率的群体中出现的出现时代传递的波动现象称为遗传漂变（随机遗传漂变）。

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
　　 奠基者效应是遗传漂变的一种形式，指由带有亲代群体中部分等位基因的少数个体重新建立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的数量虽然会增加，但因未与其他生物群体交配繁殖，彼此之间基因的差异性甚小。这种情形一般发生于对外隔绝的海岛，或较为封闭的新开辟村落等。
　　 非本土种从远距离区域被传入新的区域，初期定居者总是少数，即使少数个体能够形成一个小的种群，这个小种群仍然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这个阶段是生物入侵生物过程中种群发展的瓶颈时期。这个新种群的遗传组成就依赖于这些奠基者的遗传特性，如果这些奠基者不能代表它们母种群的特性,那么新建立的种群就有可能 表现出遗传多样性的降低，称为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

　　 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乃指一族群最初只由少数个体由他处播迁至某地而建立,经一段时间之繁衍,虽个体数增加,但整个族群传多样性却未有提高。
     基因漂变指的是族群中等位基因频率在每一个世代之间的随机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够以数学表达，哈蒂－温伯格平衡描述了理想状态情况下（不考虑天择等因素）的数学模型。在理想状态中，後代的等位基因频率将接近随机分布。当族群规模较大，基因漂变的机率会较低；当族群规模较小的时候，基因漂变的现象较为明显。
　　
　　 当一个少数族群从原先族群之中分离而出，且两者的基因频率有所不同，若是分离而出的少数族群与原先族群的基因无法继续交流，则两者的基因频率将渐行渐远。这种现象称为奠基者效应。例如从德国迁移到美国宾夕法尼亚的阿米什人，起源大约仅有200人，且习惯族内通婚。这个族群的埃利伟氏症候群（Ellis -van Creveld syndrome）出现频率较其他族群高。
　　 当一个新的群体只由几个个体建立起来时，就发生了随机漂变的极端情况，即称为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在海岛生活的许多物种的群体，尽管现在已有几百万个个体组成，但它们往往都是很久以前偶然到来的一个或几个移居者的后裔。湖泊、隔离的森林和生境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果这几个移居者之间在某些基因座上的基因频率的差别，大于这几个移居者本来所属群体之间的差别，则将对这些移居者后裔的进化产生持久的重大影响。
    人类群体中奠基者效应的一个近代例子是，美国一个州有一个由19世纪中期从德国迁来的27个家庭建立起来的一个教派。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几乎不同周围人群通婚。在几个基因座上可以观察到遗传漂变的作用。如血型A(基因型IAIA，IAi)的频率在德国人群为0．40到0．45，可是这个社团的德裔美国人群中为0．60，户等位基因的频率只有0．025。MN血型基因座上，M等位基因频率在德国人和美国人群体都为0．54，可是这个社团的德裔美国人却达0．65。


奠基者效应对海南坡鹿迁地保护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在迁地保护中,奠基者效应通常会导致新建种群与源种群的遗传分化,并使新建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低于源种群.海南坡鹿(Cervus eldi hainanus)是世界濒危种,野生种群仅分布在中国海南岛.由于栖息地破坏和过度狩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个物种仅剩26只,已经濒临绝灭,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1976年开始对海南坡鹿实施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该种群的数量从最初的26只增加到1 600多只.本文采用10个微卫星位点对一个源种群(大田种群)和5个迁地种群(邦溪、甘什岭、枫木、金牛岭、文昌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检测,结果发现 6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均较低(He≈0.3);5个迁地种群分别有1、3或5个单态位点,大田种群无单态位点;邦溪种群与大田种群遗传分化显著,而甘什岭种群与大田种群的遗传分化不显著.
     结果表明,奠基者效应导致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并且对于不同迁地种群,影响也不相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有建群者数量、引种方式和建群种群的结构.该研究为今后在海南岛建立新的海南坡鹿迁地种群提供建议和参考,同时也为其他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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