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们那么热爱真理，就应该站出来

史义军

我在凤凰网江苏站看到一篇署名彭训厚、张量的文章，文章题为《镜泊湖大捷之谜：引人入胜，征信求实》，发表时间是2014年8月15日。我反复读了这篇文章，又和《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一书的《序言》做了文本对比，基本观点一致。《序言》署名张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员。

5月16日晚22点22分张量先生在微信圈“东北抗联研究中心”发了一段文字，全文如下：

“我已经告诉了多位朋友，我不是研究抗联史的，作序的事是审书稿的一位朋友说，有一部书稿是他审的，要写一个序，给我挂个名字，我没有看书搞（稿）觉的不妥，但这位来先生平时搞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一再说，我就违心地答应了。后来听说此书争议很大，我才读了书稿。东北一些搞抗联史的同志也找过我，但木已成舟，我也不好说什么。上次在东宁开会，我就准备讲讲此事，结果因时间关系没有讲，今年不是在牡丹江开会吗？如果我能去，我还是要讲讲的。我是爱真理的。希望有不同意见的双方坐下来还（好）好讨论或者说辩论一下，我想大家总是会搞清楚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不让另一方讲话的权利。真理不辩不明吗？我看你要去应诉了，这就是个求真的机会，但愿真理的一方会胜诉！我给你个人讲的，不涉及你应诉的内容，你自己知道真相就是了。就不要再说这个过程了。这样对我尊敬的前辈不好。切记。张量谨上”。

可惜，张量先生这个说明是在微信圈里发的，并不是只发给我一个人的，他的这个文本已经进入了历史，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

张量先生说《序言》不是他写的，他只是挂了个名。《镜泊湖大捷之谜：引人入胜，征信求实》一文与《序言》内容、观点基本一致，署名为彭训厚、张量，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张量先生是被彭训厚绑架了，彭训厚就是本书的审稿人。张量先生说“我没有看书搞（稿）觉的不妥”，可为什么你和彭训厚合署写的《镜泊湖大捷之谜：引人入胜，征信求实》一文开篇就说“拿到《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书稿，我们几乎都是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的。华文出版社的这部新书很吸引人。一般考证历史的书，如果没有专业兴趣，读者很难坚持读下去。但李丹钢和李刚的战史考证完全不同，他们以别开生面的‘战史侦探破案’和‘法庭判案，形式，将有争议的战史及其史料作为一个又一个“疑案”来破解，书中悬念重重，始终牵着读者的关切。通过取证比对，多角度分析，并以证据验证分析的结果，从而揭开重重迷雾，重现1932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在东北‘吉东’一带发生的被淹没多年、伤亡关东军数千人的大捷。该书可读性很强，雅俗共赏。”

既然你说“我已经告诉了多位朋友，我不是研究抗联史的，作序的事是审书稿的一位朋友说，有一部书稿是他审的，要写一个序，给我挂个名字，我没有看书搞（稿）觉的不妥，但这位来先生平时搞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一再说，我就违心地答应了。”

你违心地为《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一书《序言》挂名，而此书出版后，你又违心地继续与彭训厚一起署名为《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背书，文章竟说此战是“九一八以来唯一一次以中国军队全胜而告终的大捷，也是一次自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在否定国民救国军的历史功绩，好像补充团不是救国军的队伍，你们甚至否定《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诚然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也比李延禄、周保中后来提供的资料可信得多，也可靠得多。另外在给我的另一个微信中你借用一位抗联史专家的话说，你是被人利用了。到底是谁被谁利用了，还真不好说？既然你那么热爱真理，你就应该站出来，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为了你热爱的真理，也为了你的学术清誉，你都应该站出来说句话，甚至出庭作证。

通过这件事，也应该看到，一部立论站不住脚，史实严重有问题的书，怎么就能被审查通过，这其中的水到底有多深？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李戈、李刚在诉状中的这句话“史义军利用网络大放厥词，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抗日宣传工作的大局，矛头不仅针对李延禄及其家族，而且直指中央领导、中央党史和各省党史、文化宣传部门……”

这话很像文革语言。如果说我们这个“团伙”质疑700人，牺牲7人，消灭日军一个旅团的神话，是“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抗日宣传工作的大局”，那被你们列为“团伙”的人功不可没，那些接受我们意见而没有把这个神话写入历史书中的人是明智的。而你们的行为就是在伪造历史，是你们“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抗日宣传工作的大局”。

张量先生、彭训厚先生，你们应该站出来，为了学术，也为了你们热爱的真理。

附：

《镜泊湖大捷之谜：引人入胜，征信求实》

彭训厚 张量

拿到《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书稿，我们几乎都是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的。华文出版社的这部新书很吸引人。一般考证历史的书，如果没有专业兴趣，读者很难坚持读下去。但李丹钢和李刚的战史考证完全不同，他们以别开生面的“战史侦探破案”和“法庭判案”形式，将有争议的战史及其史料作为一个又一个“疑案”来破解，书中悬念重重，始终牵着读者的关切。通过取证比对，多角度分析，并以证据验证分析的结果，从而揭开重重迷雾，重现1932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在东北“吉东”一带发生的被淹没多年、伤亡关东军数千人的大捷。该书可读性很强，雅俗共赏。 

作为二次大战史和抗日战争史专业研究人员，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还不是作者引人入胜的笔法，而是书中体现的认真的治史态度。首先是他们细心收集流失80余年的上世纪30年代各方史料证据，包括民国时期图书和日方资料，其次是他们在对史料的多层次甄别和深入考据上所下的功夫。这本书的说服力，建立在翔实占有有效史料的基础上，体现了治史的基本原则：征信求是。

一、     通过史料比对，揭开作战对象之谜  

研究战史，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谁跟谁打仗”。这个问题弄错，战史就面目全非。从1986年起，东北流传一个新说法，说救国军补充团在镜泊湖“墙缝”伏击的关东军，是“上田支队”，不是天野部队。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战史侦探追查到，“补充团伏击上田支队”一说的出现，根据的是日方参谋本部在销毁关东军1932年情报和作战命令等档案后，于1935年3月编印的用于统一侵略口径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里的一句话： 

“3月17日以该大队长上田中佐为首编成上田支队……上田支队3月19日从敦化出发，主力经镜泊湖”。 

于是他们猜想：补充团3月伏击的对象应是上田支队。

近年发现的由“日本陆军省翼赞，参谋本部收藏”的《满洲事变大画谱》，也有上田支队在镜泊湖南湖头受到伏击的描述，也被认为是补充团伏击上田支队的佐证。 

同样的史料拿到战史侦探手里，态度和方法迥然不同。战史侦探以破案中经常采用的“收集证据”和“比对证据”方法，踏踏实实进行“时间比对”和“空间比对”，终于破解了这个争论了30年的谜。  “时间比对”方面，战史侦探以中方的3本书为证，首先验证“墙缝战”发生于1932年3月13日或12日。三本书中，两本出版于战事发生的第二年，一本书是事后战场指挥员的口述回忆。3个证据互相支持，建立坚固有效的史实基础。 

而日军上田支队3月17日编组，3月19日出发，他们经过镜泊湖的日期只能在19日以后，据《满洲事变大画谱》，上田支队的具体受伏日期是3月21日。也就是说，上田支队路过镜泊湖受到伏击时，“墙缝战”已告胜并过去8天，撤离战场的补充团与迟来的上田支队之间，在时间轴不存在碰见并交火的可能性。至于某些大部头“猜猜猜”的18日、19日、20日、21日，更与“墙缝战”不贴边。 

“空间比对”方面，战史侦探根据《满洲事变大画谱》中绘制的战场示意图及说明文，与实地考察的“墙缝”战址进行比较，发现两个战场的地形地貌完全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河流与左岸的方位决然不同。 

战史侦探以有力的证据，证明这是两场不同的战斗。不应该把甲战的中方部队和乙战的日方部队，以拼图方式杜撰到一起，编织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补充团伏击上田支队的战事。 

而根据周保中、李延禄和彭施鲁三位抗联老战士的历史证言，补充团在这里伏击的是关东军当时的主力之一“天野部队”。 

至此，“墙缝战”及其整个镜泊湖连环战的作战对象的谜团，终于真相大白，不是某些人主观臆断的5百人的上田支队，而是超过数千号称万人的天野少将率领的侵略军。因此，此战的战斗规模、激烈程度和伤亡日军人数、以及对当地民众抗日觉悟和救国军发展的推动，都大大超出某些人的主观结论。 

二、通过史料甄别，揭开《血战史》之谜  对“墙缝战”（及整个“镜泊湖连环战”）大幅缩水的依据，还来自《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这本小册子（简称《血战史》）。 

1933年11月由“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编印的《血战史》，对缺乏史料鉴别训练的人，很容易盲信、盲从。 

但战史侦探不同。他们首先从神秘的编印者名称入手，用敌我史料令人信服地证实，所谓“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其实是救国军司令部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接着，战史侦探又一一破解该小册子的编写者姓名、编写日期、编印地点和编印目的等谜，证实此册子是由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于1933年6—11月编写于广州的。编印的目的，非为纪实，而是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劝募助募、以便分一杯羹，这个功利性的目的。 

功利性目的，决定了小册子包装色彩浓厚，内容不大可靠。 

战史侦探对《血战史》版的镜泊湖连环战，对比其他史料，提出五方面的质疑：日方统帅之疑、日军番号之疑、我方布阵之疑、战果之疑和铃木与天野逃跑之疑。此外，还通过大量举证，对《血战史》编写者记性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其实，最能说明编写者记性的，是《血战史》对国民救国军初战的记述。关于这次攻打敦化，除了《血战史》外，1932年8月出版的《血染白山黑水记》、1932年9月出版的《国难痛史》、1933年5月出版的《东北血痕》，以及解放后面世的《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和此战指挥者口述的《过去的年代》，还有日方资料《概要》等，都有所涉及。前3书面世早于《血战史》，2本在战事的当年、1本在次年。下面看看同一场战斗，不同的记载。 

关于计划攻城日和实际攻城日： 

《血战史》指，计划和实际攻城都是“二月十五日”。而其他5本书互相印证，众口一词，指计划攻城日为3月17日，救国军到达敦化城日期为2月20日，实际攻城日为2月21日。《血染白山黑水记》还解释了计划延误的原因：“不料山道积雪六七尺，步行艰难，以致延至二十日始到达（第48页）。

关于焚毁吉敦铁路桥： 

《血战史》记为攻城在前，烧桥在后。而5份中日史料合证，焚桥在前，攻城在后，焚桥日期为3月16日夜、3月17日晨。 

关于敦化敌情： 

《血战史》记为日兵800人，伪军1500人。而3本记载了敌情的书，都指证日兵在500以内，伪军在500以内。 

关于攻城部署及实施： 

《血战史》记为吴义成攻南门，另一支攻西门。而4本记载了攻城过程的书，都说900人（吴义成部）攻西门，300人（补充团）攻南门。 

关于歼敌数量： 

《血战史》记为“毙敌大尉长谷一名、士卒五十余名”。而4本记载了战果的书，记为毙日军18名、伤2名、活捉20名，俘获伪军300多（加入义勇军）。按军事统计口径，歼敌总数，包括死、伤、病、俘4部分。所以，此战总战果是歼敌伪将近400，其中伤亡俘日兵为40人。而不是日兵死“五十余人”，死人中也无“长谷大尉”这么个人。 

关于救国军的伤亡： 

《血战史》记为“我方吴部阵亡班长王德明、于庆周二名。士兵三十余名。”合计32名以上。而2本提到我军伤亡的书，都谓“救国军死伤十名”，其中“死8名，伤2名”。 

有趣的是《血战史》后附有“抗日作战殉难士兵简明表”，其中列出敦化战阵亡战士名单为18人（与正文的32矛盾），阵亡日期是2月16日（与正文的15日矛盾）。此表既与正文打架，又比实际阵亡多编出10个人名来。这10个活人的姓名是怎么编进死人堆的呢？类似乌龙不止一例，作者摆脱不掉记性不好又有编造细节习惯的嫌疑。  上面针对计划攻城日、实际攻城日、焚桥时间、敦化敌情、攻城部署和实施、歼敌数量和救国军伤亡等有关敦化战的7个环节分辨真伪，让读者大跌眼镜：《血战史》是专门介绍国民救国军战史的，但它对本军首战大事的介绍，在所有环节上都处于孤证和“零可信”境地，全假无真，皆为伪证。读者自然推想，隆重介绍的本军首战大事尚且如此离谱，其他战史的可信度还能有多少呢？  未经史料甄别，就以《血战史》为依据写国民救国军战史，不仅让权威书籍描述的“墙缝战”误导读者，而且所写的敦化战也平添乱麻。例如有的大部头依据《血战史》说：2月15日救国军攻占敦化、2月17日被清水支队击退。真实的历史，不是17日清水支队赶走敦化城内的救国军，而是21日救国军赶走17日进驻敦化城的清水支队。  三、通过严密考证，再现历史原貌  刑事侦探以证据链再现作案现场，战史侦探以证据链再现战史原貌。 

对中日大量史料的融会贯通，证明事情远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1932年3月13日—27日，关东军入侵吉东镜泊湖一带，激起吉东人民的武装反抗，其中有中共秘密领导的救国军“补充团”、有救国军的其他部队（如戴凤龄营、姚甲航营、支援600团的2个连、孔宪荣部队等）、有宁安起义的600团和刘快腿部队、有马球子等民众武装，还有中共直接领导的铁路工人游击队。 

史实是，关东军1932年3月中旬先后向吉东镜泊湖派去了两支部队。先派天野少将率领号称万人的日兵进犯，天野部队被救国军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李延禄追着打，在南北300多里、东西100多里的山区，有系统地组织了5场伏击战，其中给予天野毁灭性打击的，是13日日兵伤亡一半的“墙缝战”和16日日兵大部被烧死的“松荫沟战”。关东军接到天野部队在深山野林里受到重创的消息，17日忙在敦化编组由上田中佐率领的近2000人的上田支队，于19日向吉东镜泊湖进发，这第二支日军部队的真实任务是增援仅剩余400残兵的天野少将。据日方《概要》称，上田支队一路受到10次拦截伏击，30日才到达宁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21日上田支队的后续中队在小嘉吉河受到救国军孔宪荣部的伏击，此战被日方《大画谱》收录。此外，据日方史料，“墙缝战”后，驻守宁安的日军曾于14日编组相叶支队，15日出发接援天野，16日在东京城被马球子击溃。  这才是1932年3月吉东生龙活虎的抗日原貌。半个月期间，两支日军入侵，前一支是主力，被几尽全歼，后一支是增援，但步步受阻，2天路程走了11天。其中，李延禄在主战场组织了5场战斗，4仗成功，1仗被破局；其余11场战斗都是在主战场胜利的鼓舞下，各路豪杰谁遇见谁打，随机发生的。日兵在吉东陷入中国抗日军人和民众武装的汪洋大海。这次吉东大战，是九一八以来唯一一次以中国军队全胜而告终的大捷，也是一次自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  

战史侦探还进一步追查到，经过镜泊湖连环战后，天野旅团在战场上的羸弱、在关东军地位的下降和战力不及一个大队等，并追查到日军统帅部门的全力应对措施（如战后8天即派3个师团为关东军大补血等）、冷处理情况（如撤掉涉案的1个中将、3个少将并解除他们的军籍），以及第二师团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时，欢迎场面中独无天野旅团的身影等。这些由日方史料组成的丰富证据链，有力地间接证明天野确实在镜泊湖曾遭受到伤筋动骨的沉重打击。 

明年是波茨坦公告和日军投降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临近前，再现东北义勇军和抗联四军前身在东北抗战初期，在吉东取得的抗日大捷的真相，有着特殊的意义。 

借此机会，我们向当年补充团的七百多名热血青年，向他们的团长、后来的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向周保中等无数东北抗日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