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谈抗联老战士:采访手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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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18日上午参加单立志老人的告别仪式后,我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全体人员开始了对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以及老战士的遗孀和子女的采访。
首先采访的是王铁环,她是抗联七军的。我见到她时,怎么看她也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步履轻盈,清秀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老人有点小脑萎缩,但年轻时的经历还能记得起来。她是抗联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战士之一,当年是跟着爸爸妈妈一同上的队。她感叹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腿好,能走路,谁也拉不下。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老人给我们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性的抗联战斗生活的故事。比如密营的建设,在七军,密营基本上是建在河边,洞口选在山坡大树旁,采用掏洞的方式,掏出来的土运到河里让水冲走,隐密性很好。一个洞里可以住二三十人。对王铁环的采访用了两个半天,头一天我们谈的很好,第二天一到她家,她就不认识我们了。
她有一条爱犬,每天和她相伴,看她对小狗的亲昵劲儿,谁又能想到她是一个小脑萎缩的抗联老人。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老妈妈啊!当我们问到那些牺牲的她的长辈和战友时,她的眼里噙满了泪花。也许她想起了什么。
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六师警卫班长刘玉权的遗孀和儿子采访,让我们感到很是沉重。刘玉权曾是金日成的警卫员,也是一位机枪射手,用他儿子的话说,当年老人杀人无数,1985年在老人临走前,他总是做梦,总是做到一些死人向他索命。老人的儿子说,他亲眼看到老人在病床脱了十二层皮。老人的儿子信命,他说老人也信命,在战争年代老人曾经历过至今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那一年,记不清楚了,刘玉权负伤了,战友们把他安置在了一个做豆腐的老人家里,老人是一个老骨碌棒子,东北话讲就是老光棍,养伤期间,这位老人非要跟刘玉权结拜,刘玉泉说,我这么年轻,你都七老八十的了,怎能结拜。那位老人也不在乎,说,你就听我的吧,以后你就叫我黄哥。以后遇到什么大事,只要你连喊三声“黄哥救我”,我一定来救你。
当时,刘玉权就当是一个笑话。一次夜晚,他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在袭击日军一个兵营时遭到了埋伏,三百多人,死了近一半,金日成下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鬼子紧追不舍,当他们走到一个山谷中的开阔地时,天放亮了,此时,金日成感到危险了。这时,刘玉权想起了他的黄哥。他对着山谷大喊“黄哥救我,黄哥救我——”,连喊三声,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从那里刮过漫天的大雾,一会儿山谷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抗联部队借着漫天的大雾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也不知什么时候,大雾散去,刘玉权听到金日成命令大家唱首歌,他看到金日成不仅哽咽着唱歌,而且已是泪流满面。
刘玉权的老伴也说,建国后,一次他们到农村探亲,他们确实看到一个黄大仙。而且还碰到一位妇女口口声声的叫着刘玉权的名字说:“我是你黄哥啊,我找的你好苦啊!”打那以后,刘家就供起了这个保家仙。
刘玉权的命运是很坎坷的,因为他和金日成关系很好,抗美援朝没有让他去,因为他是八十八旅的人,中苏关系紧张时,又解除了他的工作,40多岁的人,没有工作可干,很是郁闷,他甚至都想自杀。只是想到老婆孩子,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直到1985年干休所分了房子,他去看了看新房,一天新房也没有住,就住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刘玉权老人的故事很多。
对他的遗孀和孩子的采访也是分两个下午进行的。
对东北抗联老战士的采访确实有些晚了。
老人们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很多。
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一些老人甚至把早年间看过的电影中的情节,读过的一些书中的情节也当成了自己的经历。反复向媒体述说,加之媒体的报道,假作真来真亦假,甚至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怀疑起这些抗联老战士身份的真假来。
这种现象,在很多老人身上出现过,比如抗联三军的周淑玲老人说她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还参加过进军柏林。关于这个情节,1942年参加抗联三军,随李铭顺过境入苏的张正恩老人也有相同的表述。这使我不得不想起齐齐哈尔那位刘义权先生,也许他真是一位老抗联,也许他为了表白自己的不平凡,编造了许多故事,使自己的身份也来越受人怀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采访他。
他们也许是一种病态,一种战争和几十年运动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创伤的一种表现。或者说,这是一种战后综合症。他们说的一些经历也许是不真实的,但他们的身份可能是真实的,这需要证据。
这些老人都是很可爱的。
周淑玲老人在讲到那时部队逃兵很多,甚至一位团级干部和妻子将枪放在了铺位上,并留下了一封信,就开溜了。第二天团长李铭顺看到了信后很是气愤,坚决要把这个逃兵抓回来,周淑玲劝自己的丈夫:“铭顺哪,可不兴这样,走就走呗!不是没把枪带走吗?”。1945年光复后,那位团级干部的妻子还到宝清找过他们。战争年代,女人都是正常人,而男人往往很容易走极端。周淑玲说,那时候五军因为男女战士谈恋爱被枪毙的都有。“那时候哪敢谈恋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