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我国金融管理秩序是由《商业银行法》确立的。该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该法第七十九条还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透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金融管理秩序所保护的是以下几种权利：

　　一、中国人民银行对设置金融机构的批准权;

　　二、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决定权;

　　三、合法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业务的专营权。

　　我国商业银行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主体的不确定性与其所保护的这些客体权利紧密结合在一起，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研究应当从我国金融管理秩序中行为与客体、形式与实质两方面相统一的角度去寻找方法。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对其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特征未作明确规定，因此它实质上属于空白罪状。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特征要从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管理法规中去寻找。

　　我国商业银行法中所确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包括三大类：

　　第一类，以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在数量、户数、给存款人造成损失方面达到起刑点的行为。

　　第二类，以合法金融机构的名义，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揽储揽存恶意竞争的行为。

　　第三类，公民个人或单位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在数量、户数、给存款人造成损失达到起刑点的行为。

　　对上述三大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中所涉及的“公众”一词，刑法条文的表述与金融管理法规的表述并不一致。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的表述是概括的“公众存款”，而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专门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的解释是：“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由于刑法条文是空白罪状，金融管理法规的规定就具有了罪状特征的意义，因此，上述所引就为我们正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公众”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法律基础。

　　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众存款”是指向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而不应包括向诸如家人、亲友、本单位职工或国家机关等有特定关系的对象吸收资金。

　　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是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其犯罪客体是侵犯合法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业务专营权――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专营权，二者同时具备才构成本罪。也就是说，在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发生的同时，也侵犯了商业银行向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的专营权。商业银行的专营业务除了向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业务之外，还有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

　　我们不应当以偏概全，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金融管理秩序中一个方面的侵犯扩大为对其整体的侵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客体仅限于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一个环节，至于非法吸收的存款是否用来放高利贷等其他可能的情节，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不论的，不应将其作为本罪的罪状特征之一。如果将放高利贷也列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特征就会扩大该罪的追究范围，这种做法将不利于金融主体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阻碍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