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管锥编》是一部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洋洋一百三十万字。书中旁征博引，光引述著作有上万种，书证数万条，尤对《毛诗》《史记》《太平广记》等古代典籍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诠释。然而，这部煌煌巨著序言却只有一百多字，而且是钱先生自己作的。在这篇小序中，钱先生自谦写此书是“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犹如“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作用不过和木头竹屑差不多。钱先生学贯中西，却虚怀若谷，实在令人敬仰。

文贵于精，愈精愈有蕴味，愈精愈见出作者的功力。古人提倡“文约而事丰”，强调作诗为文要字斟句酌，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吟诗炼句的佳话。当然，古人写作不可能像今天在电脑前敲键盘，春秋时字都写在竹签上，以刀为笔，以竹为纸，要写长一点的文章很难。以后发明了纸，情形不同了，文章开始越写越长。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讲：“其便易十倍于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芜蔓，又遂随其人之所欲为。作书繁衍，未必尽由纸笔之易，而纸笔之故，居其强半。”认为纸笔之故是导致文章“繁冗芜蔓”的重要因素。

像钱先生作的那样简约又自谦的序文已经难得，更多呈现的是“繁冗芜蔓”的毛病。不过，繁冗自有繁冗的用处，有时拿篇幅来虚张声势，也能糊弄人。对某些人来说，又是赚取报酬的法宝。《新唐书》和《唐阙史》记载皇甫湜为人高傲，在洛阳做小官时，因为薪俸低，生活陷入了困顿，一度到了“门无行迹，庖突不烟”地步。在他差不多混不下去的时候，洛阳留守裴度替他在府上谋了份差事。裴度信佛教，捐钱物重修寺庙。寺修好后，裴度写信给白居易，请他写一篇碑文。皇甫湜听到不高兴了，当场指责裴度“近舍某而远征白”，是小觑他，扬言如果把他的文章和白居易的做比较，正“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欲甩袖子走人。裴度委婉地解释：“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皇甫湜这才怒气稍解。他向裴度要了一斗酒，回至家中，“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第二天裴度就拿到了皇甫湜酒后写的碑文，读了半天也断不开句子，原来“文思古謇，字复怪辟”，实在太难懂了。但裴度还是不懂装懂称赞道：“真是木玄虚、郭景纯一类的隐居高士啊！”备好“宝车名马，缯采器玩，约千余缗”，并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皇甫湜家中。文人最怕被看低。果然，皇甫湜接到裴度的信后，大为恼怒，将信扔到地上，对来人说：请转告裴侍中，为什么这样亏待我？我的文章乃“非常流之文也”，他请我写的这篇碑文，都是因为我受他的恩惠深的缘故。这篇碑文约有三千字，每个字需付润笔费三疋（匹）绢，减少五分钱也不行。送信的把皇甫湜的话转告裴度，周围的人气不过，“咸振腕愤悱，思脔其肉”，裴度却笑曰：“真奇才也”，并“立遣依数酬之”。

这里裴度不懂装懂，又不敢露自己浅陋，故对皇甫湜的做派一再迁就。有人却不以为然，清代作家萧穆对皇甫湜写的那篇碑文就不屑一顾：“碑文至三千二百余字，何烦冗无法！为韩公《神道碑》，亦只一千六百余字耳。”韩公即韩愈，他是皇甫湜的老师。皇甫湜曾为他作《神道碑》。萧穆不解的是，皇甫湜为何给老师写的碑文不过一千多字，为寺庙立碑却足足写了三千多字？这个中原因复杂，但离不开一个“钱”字。正如钱钟书先生指出的：“殆贪润笔之丰，词不裁剪，多多益善，以便计字索酬，如后世之稿费欤。”原来，字写得越多，稿费就越丰厚，难怪天下的文章都写不短。

今世的稿酬，古代又叫“润笔”。韩愈和他的学生一样，喜欢给人写碑铭一类的文章，从而获得高额润笔。司马光说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这一点儿不假。韩愈在当时名气很大，求他写碑铭的人络绎不绝。韩愈有《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篇，明确记下润笔收入：“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另一篇墓志铭则记录“绢五百匹”。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时期，一匹绢帛值三千二百钱，五百匹绢就是一万五千多！这润笔连大诗人刘禹锡也叹为观止，说韩愈:“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简直是暴富。

有人说韩愈这是“谀墓”，即“捧死人”，写碑文纯粹为了“捞金”。其实，“谀墓”的不光是韩愈。据刘声木《长楚斋随笔》记载，曾国藩临死时，家人请了一位中丞大人撰文，“未及作，中丞又卒”，乃请郭嵩焘补序文，复请李鸿章撰写墓志铭，这二位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陈寅恪先生对韩愈写碑文表示理解，他说:“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事实上，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与所有碑文、墓志铭有所不同，韩愈笔下80篇墓志铭，其中有不少传世之作。如他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一篇风格韵味独特的散文。

前文提到的《管锥编》，序文仅一百多字，但并不影响这部巨著的历史价值，钱先生也为文坛树立了榜样。然而，现今这样的序实在太少见了，更多的则只有赞誉没有批评，甚至不少是溢美之词。有人才写了几首诗，发了几篇文章，就到处请人为他的作品作序。所请的人又一定要有名气，似乎只要名人作了序，自己的作品也有了名气。这方面，古人比我们严谨得多。郑板桥最不喜求人作序，不是怕麻烦，而是他觉得“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所以，他说他写的那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墙糊壁，何以序文！板桥先生风流雅谑，此番话别有深意。然而，序毕竟还是必要的。

龚自珍在他的笔记中讲，有一年他路过扬州，郡中的士人都知道他来了，纷纷求见，有拿古代经典请教他的，有就历史事实询问他的，更多是“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序、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这么多人上门求先生作序、题辞、写铭文，不能白作白写，光赠送的礼物就堵塞了门窗，想必润笔也不会少。有意思的是，龚自珍为杭州知府刘廷玑作的序，被龚的家人“匿为奇货”，想“横索多金”。过了好长时间，刘廷玑上门去取，龚的家人说字还没有写好。起初刘廷玑以为龚先生忙得没工夫，后来得知“其脱稿已久”。有一天见到龚自珍，老先生解释说给你写的序文“殊觉草草”，感到抱歉。刘廷玑说还没有收到呢，先生这才明白过来，乃“怒诘家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作文润笔”里曾谈到：“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韩愈）谀墓金哉。”看来此言不虚。

说了一大堆，都关切文风问题。无论作序，还是写碑铭，总要讲究客观事实，持论公允，不可因“润笔”而带坏文风。东汉大文学家蔡邕说过，他写的好多碑铭誉人不实，惟《郭泰碑》颂当其人，自己才无愧色。蔡邕了不起，因为只有他才说得这么坦诚。当然，是不是一篇好文，终究要接受众人的评判。韩愈写《柳子厚墓志铭》，一文未取，但文中有褒有贬，成为传世之作。相反，他受命写《平淮西碑》，仅润笔就得绢五百匹，却有失公允，最后，只好由他人另写碑文替换。这也是教训。

                                          2022.3.26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