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域性因素在文学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以清初环太湖流域郡邑性词派为例

陈雪军

【摘要】一般认为，一群作家如果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风格，那么这群作家就是一个文学流派了。但是，我们认为，在文学流派形成中，地域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构成来说，地域性因素甚至超过了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等因素而成为构成这些词派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地域因素  文学流派  郡邑性词派

一般认为，一群作家如果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风格，那么这群作家就是一个文学流派了。但是这些流派理论有时候并不能解释文学史上的所有文学流派，比如环太湖流域的郡邑性词派，它们之间的差异并非是词学思想和流派风格，而是各自所处的地域。“吾最爱姜史”的朱彝尊，其实与阳羡词派的陈维崧一样，也曾谱写过“慷慨激昂、直欲平视辛刘”的《百字令·居庸关》和《满庭芳·李晋王墓下作》等作品。

一、通行的文学流派标准并不能涵盖所有流派现象

提到文学流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流派的风格。其实，中国文学史上以风格命名的流派并不多见，而大多以其它特征命名。如中唐的韩孟诗派，是以代表作家韩愈、孟郊来命名的；花间词派、江湖诗派，则是以总集来命名的；永明体、元和体等则是以流派所处的时代来命名的；明代复古主义的前、后七子，则是以社团来命名的；还有很多是以题材来命名流派的，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历史演义派、英侠传奇派、神魔小说派、人情小说派等；也有以理论主张来命名的，如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而数量最多的，当属以地域命名的流派，如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阳羡词派、柳州词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等，数量非常庞大。而以风格命名的流派，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仅有如豪放派、婉约派等少量的几个，而且以风格命名的流派，其恰当与否受到质疑的几率较高，如吴世昌先生认为苏轼的词不是豪放词，北宋没有豪放派。村上哲见也认为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不是“豪放”一词所能概括的。尽管如此，论及文学流派成立的标准，无不提到风格这一要素。如陈文新先生就认为：“所有流派的成立标准其实是大体一致的，即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而且他认为：“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无论是统系的选择，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没有独特的流派风格，也就没有流派。流派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即风格的竞争。” 王少良先生也发表了与此相似的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着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风格又有些近似之处的作家所形成的创作群体，这就是文学集团和作家流派，它必须具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为核心的作家群；二是这个作家群要持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三是这个作家群的成员要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风格，并形成流派风格。” 

正因为大家都把流派风格当成形成流派的标准，那么一个流派如果没有主导风格，学者也会因此而推出流派不能成立的结论。如对于西陵词派（亦称西泠词派），李康化先生就认为不能成派：“历史上文学流派的产生，无不以其共同的文学主张为前提。但西陵词人后进的共同的词学审美理想是一个开放的视界，他们的创作也是‘人擅苏辛，家工周柳’（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三《诸虎男茗柯词序》），没有一个主导的风格，因而西陵词人最终还是没能形成一个流派。……以此观之，所谓‘近称西泠派’，无非是后人对明清之际西陵词人群的一个追赠，并不契合当时西陵词人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些关于流派成立标准的理论，都是后人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并不完全符合文学流派发展的实际情况，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远比理论研究要复杂得多。理论研究或许可以总结出几条简单的纲要来，但如果想以这几条纲要来涵盖所有复杂的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有悖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

就拿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流派来说，其构成因素并非一定是风格相近或相似，或者一定非得有一致的文学观念。有时候，仅仅是地域性一个因素，就足以把一群文学旨趣各异，文学风格差异很大的作家联系在一起，从而以构成一个文学流派了。正如朱彝尊在《叶指挥诗序》中所说的：“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浙派诗人和浙西词人往往并不强求各自风格的一致，也不强求理论的一致。如被视为浙派先河的曹溶，在词学观上与朱彝尊是有差异的，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关于“雅正”的理解。朱彝尊和汪森等人对“雅正”的推崇，首先是建立在对姜夔词的推崇之上的，而且在朱彝尊看来，姜词是雅词，雅词即姜词。他认为词发展到姜夔，“句琢字练，归于醇雅”，“词之能事毕矣”。而曹溶所反对的正是由“句琢字练”而“归于醇雅”， 曹溶所倡导的“雅正”是扎根于自然的，反对雕饰做作的，他认为“虽极天分之殊优，加人工之雅缛，究非当行种草，本色真乘也”。因此，曹溶以北宋诸名家为“大雅”，他反对南渡以后的“渐事雕绘”和元明以来的“竞工俚鄙”。 曹氏主张由自然而达到雅正，而朱氏主张由“句琢字练”而达到雅正。曹溶反对南渡以后的“渐事雕绘”，自然也包括对姜夔、张炎等人的批评，这正是曹、朱论词的差异所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互相的交往和唱和，也并不妨碍曹溶成为浙派之先河。

此外，朱彝尊还认为，在同一流派之中，善于创作者，也同样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在《冯君诗序》中说:“吾于诗而无取乎人之言派也。……黄陈之作派，流为江西，试取三洪二谢二林诸诗诵之，未见其悉合于黄陈也。”的确，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和诗歌风格，远非有些学者论述的那样是铁板一块。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主要作家，在黄庭坚之下，尚有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吕本中等。所有这些作家的创作，在总体上构成了“江西诗派”共同的风格特点，但是这种“共性”并没有掩盖和取消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而且他们之间的诗歌理论也有一定的差异，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话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原则下各自有不同的体悟。其中最典型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吕本中的“活法”之说，他在《夏均父集序》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不仅如此，其诗风也在此种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与江西诗派主流诗风较大的差异，如其《春晚郊居》诗：“柳外楼高绿半遮，伤心春色在天涯。低迷帘幕家家雨，淡荡园林处处花。檐影已飞新社燕，水痕初没去年沙。地偏长者无车辙，扫地从教草径斜。” 吕本中标举“活法”，提倡“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诗正是其流丽圆活诗风的代表作。方回评他的诗为：“居仁诗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正是看出了吕本中的诗风与江西诗派其他诗人之间的差异。可见，文学流派内部也是允许不同的文学风格存在的，尤其是在朱彝尊等浙西词人看来，风格并非是形成地域性流派的主要因素，反倒是地域性因素在这类流派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地域、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文学流派

地域具有自然属性，首先指的是一个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此外，它还应该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而对于地域文化研究者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对此，我们的古人很早也开始关注了。如《淮南子•地形》：“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寝居直梦，人死为鬼；磁石上飞，云母来水；土龙致雨，燕雁代飞；蛤蟹珠龟，与月盛衰。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秬土人丑。”认为人的体貌特征，甚至人的品性，都与其所处的地域形态有关，这是中国古代比较早的关于人和自然环境关系的论述。又如《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这里已经指出了由于地域不同而引起的文学风格的差异。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域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对于“风”的解释，南宋郑樵在《六经奥论》里说:“风土之音曰‘风’。”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根据郑樵和朱熹的解释，“风”就是“土风”、“土乐”,也即地方乐调。十五国风，即指十五个地区的地方民歌，其风格上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正如班固《汉书·地理志》所称：“（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洵訏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扬雄《法言义疏》亦说：“今《论语》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就是根据郑国的地域特点，来分析《诗经》郑诗的风格特点的。

因此，可以说文学不仅因时而异,亦因地而异,清代的孔尚任在《古铁斋诗序》中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而且文学流派也因地域而起，清人张泰来说：“诗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系乎国土，而支派或分为十五国，而下概可知矣。”也就是说，由于地域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学流派，或者说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产生相近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进而形成地域性的文学流派。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大量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如南唐词派、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等等。清初的词学流派大多产生在环太湖地区，其得名皆以流派产生地的郡邑来命名，如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陵词派、梅里词派、松陵词派、荆溪词派（即阳羡词派）、梁溪词派等。我们试举一二来简析之。

柳洲词派是出现于浙江嘉善县治魏塘一带的词派，魏塘熙宁门外有柳洲，这个词派是以柳洲为纽带而形成的。柳洲亭，旧名刘公墩。万历二十六（1598），知县余心纯沿堤植柳，建环碧堂。据光绪《嘉善县志》卷三古迹：“崇祯间，钱继振、郁之章、魏学濂、魏学渠、曹尔堪、蒋玉立，每月于此会文。邑侯李陈玉题其堂曰：‘八子会文处。’”李陈玉还撰有《魏里八子序》，称“之八子者，匪独魏里之才，皆天下之士也”。此派开始于明万历、天启年间，延续至清康熙年间，长达百年之久，以钱继章、魏学渠、曹尔堪等为代表，据《柳洲词选》及其他词集所收录，词人达180多家。原本宗尚花间，国变后转为悲凉。西陵词派，又称“西泠词派”，是明清之际活动于杭州的词派，“西陵”、“西泠”为杭州的别称。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四《西泠十子》条云：“康熙间，陆圻景宣、毛先舒稚黄、吴百朋锦雯、陈廷会际叔、张纲孙祖望、孙治宇台、沈谦去矜、丁澎飞涛、虞黄昊景明、柴绍炳虎臣，称‘西泠十子’，所作诗文，淹通藻密，符采灿然。世谓之‘西泠派’。”张丹《从野堂诗自序》称：“二十九岁时与友人陆大丽京、柴二虎臣、孙大宇台、沈四去矜、毛五稚黄、丁七飞涛，朝夕吟咏，因有西陵十子之选，而源流始明，故中州侯子朝宗曰西陵十子之诗俱有源委者是也。”西陵十子也是西陵词派的中坚人物，《西陵十子诗选》刊行后，西陵十子遂名闻天下。他们诗、文、词兼擅，故而我们论述西陵词，也以十子为领袖人物。该派“始于明末，绵延于顺治、康熙两世。近百年间，从先后传承的辈分来说，约可分属三代。即以徐士俊、卓人月为先驱，以‘西陵十子’中的张纲孙、毛先舒、沈谦、丁澎为中坚，洪昇、沈丰垣、陆进、俞士彪、张台柱、徐逢吉等‘西陵十子’的门下为后进”。以《西陵词选》所收，词人达175家。该派宗旨为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词人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其据以成派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理论的相近或是风格的相似，而是地域的一致性。梅里，在清初属嘉兴县，是嘉兴县的四大镇之一，今称王店，距嘉兴城30里。薛时雨在《梅里词辑序》声 称：“自长水塘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呜呼盛矣！”把梅里称作清初的词薮。康熙间，钱塘龚氏刊《浙西六家词》，梅里居其半，可见其地词学之盛。这派词人以王翃、曹溶、朱一是为前驱，以朱彝尊、李良年为核心。这同样也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而联接在一起的文学流派，且不说王翃、曹溶、朱一是之间存在词风和词学理论的差异，就是朱彝尊和李良年兄弟之间的词风和词学理论也并非完全一致的。

此外，环太湖流域的郡邑性词派还有松陵词派、荆溪词派、梁溪词派，是分别活跃在吴江、宜兴、无锡三地的地域性词派，也分别以各自的郡邑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荆溪词初集》、《梁溪词选》而为后人所知，并被视为地域性词派的。它们同样也都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而联接在一起的文学流派。

三、地域性因素在文学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地域之所以能成为产生流派的重要因素，首先是由于相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很容易使词人产生相同的感受，容易使词人寻找共同的文学源头和选择崇奉的对象，从而形成大致相近的流派理论和流派风格。如浙西词派崇雅正，推崇姜夔、张炎，朱彝尊在《黑蝶斋诗余序》中罗列了姜夔一派的谱系：“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其中属于宋代的词人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都是浙江人，姜夔、史达祖、蒋捷虽非浙人，但都曾长期生活在两浙，对两浙的人文环境和词学传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彝尊常常忍不住会表现出对两浙词学传统的自豪感，如其在《孟彦林词序》中云：“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今所传《乐府补题》，大都越人制作也。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的确，自宋代以来至明清之际，浙江一直是全国的词学中心，尤其是以嘉兴和杭州为核心的浙西地区，更是中心中的中心。因此，自朱彝尊之后，浙西的词人经常自豪地谈到嘉兴一带的词学传统。厉鹗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中说：“槜李，今词乡也。”这里所谓的槜李，其实即指嘉兴梅里。薛时雨《梅里词辑序》：“浙西多词家而盛于嘉禾……自长水塘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呜呼盛矣！”赵怀玉《梅里词绪序》亦云：“余惟古今词家，莫盛于宋，浙东西特夥。数百年来，风气未衰，作者辈起。康熙间，钱塘龚氏刊《浙西六家词》，梅里居其半，是梅里于近时尤以词著。”又云：“且君之所谓绪也者，馀也，寻也。网罗散佚，使里中词派一线可寻。”这里指出了嘉兴梅里在浙西词坛的地位，而且明确提出了编辑《梅里词绪》的目的就是要“使里中词派一线可寻”。这不仅是简单地对同乡词家先贤的称赞，与朱彝尊一样，也隐含有上溯本乡本派词学源头的意味。

地域之所以能成为产生流派的重要因素，还由于地域空间的接近性，使得生活于同一地域的文人很容易结成各种类型的文社，给词人们群体唱酬、切磋词艺和议论品评提供了便利条件，并进而形成地域性的文学流派。梅里词派和浙西词派就是在地域性的文社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词学流派。明清时期文社之盛是史无前例的，王应奎《柳南随笔》云：“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嘉兴梅里文人参与文社早在明末就已经有了。据潘光旦《嘉兴的望族》：“复社的名单不止一个，据吴扶九所辑，共得二千二百四十人，其中嘉兴府占一百四十人中，有五十九人是在我们网里的，即占嘉兴的42.1%或全国的2.6%。” 这59人中就有属于梅里的文人朱一是、俞汝言、李石友、李寅等人。

而梅里一地的文社较著名的有梅里三子、敬盟、景山八子等，据《梅里志》卷十八诗话记载：“梅里文酒之会，有梅里三子、敬盟二十五人、景山八子、存诚社六人、省斋七子、九老会、后九老会。又有不能举其人者曰会昌社、梅里社、嘘寒社、存诚后社、后景山八子。”梅里三子是指范路、朱一是和屠爌，亦称梅里三友。敬盟，开始是十六人，后来扩大为二十五人。梅里文人举行文酒之会的情况，当时的史料亦有记载。如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一 》云：“国初，禾中文酒之会，甲于海内，如朱竹垞、千里昆仲及俞右吉、郑随始、王介人、周筜谷、徐皆山、褚二觐、沈山子、缪天自、钟广汉诸人，每人出三十钱，一蔬一肉，而烛必盈把，每携笔砚，吟咏达旦。”又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云：（李符）“尝共朱彝尊、周筼诗会，三李馀一锡偏提（酒壶），彝尊止一布袍，遇会则付质库，两家内阃各纺绩出之，率以为常。”地域性的文人结成文社，互相唱和鼓吹，是中国古代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方式，由此，可以结同道、炽声势，并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形成倾动一时、擅声全国的文学流派，从而使文学潮流、文学风会发生显著的变动。由梅里词派发展到浙西词派，处于同一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师友间的唱和应酬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互相酬唱、往来赓和的写作背景使他们养成同题竞咏的创作风气，浙西六家除了均有和《乐府补题》之作外，像《尾犯·笋》、《催雪·珍珠兰》、《惜秋华·牵牛花》、《留客住·鹧鸪》、《琐窗寒·倭帘》等五题除朱彝尊外五人均有作品。浙西六家中，有三家来自梅里，朱彝尊在其中既是领袖，又起了纽带的作用。朱彝尊康熙十二年客龚佳育幕府，开始与其子龚翔麟交往。平湖的沈皞日是曹溶的表弟，沈岸登是曹溶的表侄，二沈与朱彝尊的相识，大概是出于曹溶的中介。而梅里的李良年和李符、平湖的沈皞日和沈岸登，都是通过朱彝尊结识龚翔麟的。这样通过师友的纽带，社交的圈子越来越大，最终以梅里为纽带，联结了浙西一带的众多词人，蔚为浙西词派。实际上浙西词派，也并不限于龚翔麟所刻之六家，蒋景祁撰《刻瑶华集述》就建议据原有六家予以扩充：“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岸初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从）齐美；武林陆君，二难（荩思、云士）分标。其他作家，不可枚数。”清初，浙西则有杭、嘉、湖三府，就词派而言，开始是柳洲、西陵、梅里三派并立。后来 “朱彝尊词名大著，声满大江南北，浙西诸彦群起而影从，三派殊途同归，合两为一，奉朱彝尊为共主，因而形成浙西词派。这是清初浙西词坛的一个嬗变过程。”在这个嬗变过程中，以梅里为地域背景的地域文化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后来，梅里词人突破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借师友之间的应酬唱和，不断扩大影响，纠合浙西其他地区的词人，最后演化为一个全国性的词派——浙西词派。

总之，一般认为，一群作家如果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理论见解和艺术审美追求，并形成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风格，那么这群作家就是一个文学流派了。但是，我们认为地域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构成来说，地域性因素甚至超过了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等因素。这些郡邑性词派以各自植根的郡邑命名，尽管有各自的词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亦有各自的词学主张，但是它们并没有固守一地一派，派与派之间既没有激烈的论争，更没有彼此的攻讦，反而是人员互有来往，主张也多有交流，词作更时有唱和。这些郡邑性词派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词学主张上，大多取径多样，兼容并蓄，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格局。很显然，形成这些郡邑性流派之间的原因并非是相同或近似的词学思想和流派风格，而是各自有相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因而当朱彝尊傲立大江南北词坛之际，演化融合，殊途同归，柳洲、西陵、梅里、松陵，甚至阳羡词派，最终都归入了浙西词派。

 原文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