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活在我心里的好书记

1970年春天，我毕业后起初在永年县边远农村插队，不久就借调到县革委宣传组。到了秋天，新县委成立，县革委宣传组的牌子改为县委宣传部。第二年，我成为县委宣传部的正式干部。在永年4年时间里，看到永年县的形势比其它地方都好，认识了原为县革委会主任，后为中共永年县委书记的杨耀贤——那时，上上下下都称呼他老杨。当时，全国各地还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特别是派性还闹得不可开交，而永年县基本消除了派性，没有什么非正常事件，全县上下是一片团结一致的气氛。分析原因，一是杨书记和县领导班子的指导思想比较符合实际，抓阶级斗争基本没有过激行为；二是杨书记带班子带得比较好。他严于律己，诚恳待人，像老大哥一样地尊重、关心和支持每个同志。班子里多是年轻干部，有的还是很有个性的，但是杨书记很好地把他们团结了起来。我没有听说他们闹过矛盾，看到的是他们都十分积极地做好分管的工作，并且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刘管柱、崔守身、焦兴礼、罗庆祝、王光增、康际昭等无不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一个县能有那样的形势，确实令我刮目相观。在全国动乱不已的条件下，能打造一片净土，不容易啊！

杨书记还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件事是我听说的，那时我还在学校。1968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之后，邯郸地区的邱县“学以致用”，大抓“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邯郸地区革委会也大力推广邱县的“经验”。一天夜晚，永年县东南部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用电话给杨书记“报喜”，说抓住了两个国民党。杨书记连夜赶到这个公社，果断进行了批评制止。当时，抵制推广邱县“经验，这对杨书记来说，是需要有相当的胆略和力挽狂澜的精神的。

另一件事是我亲眼见到的。1972年，永年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邯郸地区是比较好的，可是，杨书记关心全县人民疾苦，下决心在全县给农民下放了自留地。而有的县，农民的生活水平比永年县差得多，却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

对于永年的乡亲们来说，不抓“国民党”，又分自留地，真是幸运啊！可是在当时形势下，杨书记是冒着不小风险，承受着很大压力呀！省地主要领导怎么批评他，我没见到；但我见到，在那几年里，连地区有些一般干部也说杨书记右，可见这已经是上边的成见了。（似乎并不奇怪的，后来否定文革，他们一改批右，批评起杨书记的“左”了。）

杨书记是工农干部，能做到这些，一是他认真学习。不管怎么熬夜，总是天天早4点起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他可能没有学到多少高深的理论，但他原有的善良之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了高度融合，便产生了忠于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增添了勇气和智慧。

然而，好多人却说杨书记水平低。有上边的，也有下边的。要说表达能力，确实水平不高，讲话缺少激情，甚至有些絮叨。但说他工作能力低，太不公正了！

杨书记赤心一片，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什么得到如此不公正的评价和待遇？思来想去，他只知道关心干部、平易近人，不懂得拉开领导和被领导的必要距离，人而无威，威信就要贬值。“好马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脾气太好，对他评头论足没风险，别人就可以口无遮拦。上边的当然更可以批他右，也可以批他左。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杨书记的心太好了。这是我极不愿意接受的道理。

然而，我总以为我们党应该特别注意保护杨书记这样的干部。而对于每个人来说，看一个干部，应该从良心出发，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点，才能看得准，才能不失公正。

杨书记是在卸任邯郸地区农委副主任退休后逝世的，已经30多年了，我还一直怀念他，认为他是难得的好干部。他是涉县河南店人，结发妻是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