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善支撑的穷家

俺家的穷，至少从奶奶就开始了。爷爷去世早，奶奶拉扯着我父亲、二叔、四叔（三叔早夭）和姑姑四个孩子拼死拼活熬日月。我父亲头上长疮没钱治；二叔肚子硬得像木块，幸亏找到一个偏方，给卖烧鸡的要了不少鸡胃吃，总算保住命；姑姑得了天花，瞎了双眼；四叔体弱多病，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

父亲沾了我们村集市的光，当经纪（交易员）挣点钱花。一大堆花生，他转一圈看看，就能估出多少斤。他掌大秤出了名，看见老实巴脚的买东西，秤杆子总是耷拉着，都以为数量不足，实际上偏偏多出不少；谁要是咋咋呼呼，要求秤高点，秤杆子几乎挑起来，这恰恰是少了。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我父亲是铁秤杆，谁也不敢找他的麻烦。还有人传说他在秤杆里灌了水银，但我见过他那杆秤，就是杆普普通通的大秤。

四叔1941年不幸去世后，撇下我明理哥和金梅、银梅姐，我父亲毫不含糊地照管起我四婶子他们母子四人。我出生之前，和明理哥分家，父亲把旧宅和房子都分给了明理哥，父亲单单要的是债务。生我的时候，住的是在空地里用草扎的庵屋。1947年土改，划成分是先在地上画上圈，标明贫农、中农富农等，然后把村里人分别拉进各个圈。当时，我们村就两户基本一无所有，一个是白克国家，一户就是俺家。但是我父亲不愿意到“无产”圈里去，连连说“我不穷，我不穷……”，他怕落下穷的名声，日后不好给我找媳妇。

那时，舅父带着唯一的女儿香梅从曲周逃荒到我家，见到我父亲，两个人相见恨晚。父亲让我舅父到我家定居，舅父满口答应，没想到他回到曲周，把8岁的女儿送了人，才回到我家。舅父说，我一个人来就过意不去了，不能再带一个吃饭的。后来，我香梅姐不知转卖给多少人，死在何处。

和我父亲一样， 我们村有几个人也是老来添子。有个姓尹的，小名叫苏大。1944年有了儿子，就千方百计地为儿子置办家产。当时我们村穷得很，多数是草房，房顶上瓦上瓦，叫瓦屋，就是最好的房了。他说啥也要给儿子盖最好的房，盖了一座瓦屋。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人世。有我的时候，

我父亲60岁，他那心劲头大得就别说了，说啥也要盖瓦屋。二叔以苏大为例，劝他盖平房，而父亲不顾死活，到底盖起全村最好的一座瓦屋。瓦屋盖起的第二年，二叔一语成谶，父亲果然撒手人寰。当时我虚岁四岁。

    母亲顾不上擦眼泪，一门心思考虑如何把我抚养成人。父亲生前欠区供销社的钱，街坊白广同叔是供销社负责人，可怜我们家，要豁免这笔债务。我母亲怕我长大不好为人，坚决还清了这笔债。打我从小，母亲就教导我堂堂正正做人。她听说有小孩抽烟，对我说：“你父亲死得早，咱可不能让人看不起。”母亲和言细语，对我则是一生的警钟，让我不沾任何坏习气。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中国给了穷人生存环境，也给了母亲向上的力量和精神。她带头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积极教街坊扫盲识字，光荣加入共产党，当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遇事总是先考虑别人，尽量给人帮助。姑母和表哥商士兴最苦，母亲给米给面，处处照顾。街坊邻居遇到疑难，母亲千方百计帮助化解。父亲死得早，街坊本来就可怜我，加上母亲为人这么好，街坊在我小时候就把我像成人一样对待。不但本家，按街坊辈那些叔叔、婶子、姑姑、哥哥、嫂嫂，都很亲热，经常鼓励我。然而，我上学不能替母亲减轻负担，把家里花的净光。可母亲非要把我培养好，再困难也不说泄气话。以我们家的情况，如果不是母亲坚定不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完从小学到大学的历程的。妹妹凤梅聪明好强，学习同样很好，在我上高中时考上了初中，母亲实在供养不起，只好忍疼弃学，母亲后来又让妹妹上了高中。1973年，妹妹考到河北大学历史系。母亲在艰难困苦之中，忍饥挨饿，拼搏不息，培养出两个大学生，这是村里的奇迹！

我们能上大学，舅父同样功不可没。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可以做点小买卖，日子好了两年。父亲一死，只有靠几亩薄地了。那几年还没有互助合作，如果不是舅父，母亲是难能熬过艰难的。舅父干活是一把好手。15岁就给人扛活，并且使唤大骡子大马，满嘴牙几乎全被牲口踢光。即使被踢昏，也从不胆怯。调教的那些牲畜见到舅父的鞭子就害怕。舅父还闯过关东，下过煤窑，虎口救人，铮铮铁骨。他干活不知疲倦，起早贪黑，从不说苦讲累。在我们家这样，给别人干活也是如此。舅父会木匠活，砖瓦活，不但本村，附近的村子都请他帮过忙。三里五乡的乡亲们不但不对他这个外地人见外，还很尊重他。因为我们家辈分高，乡亲们都称他舅老爷。后来成了人民公社，他在生产队干活从不落在别人后边，连年轻人都比不过他。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尹春荣说：“舅老爷是有功之臣。”舅父对我千般关爱，时时鼓励我把学上好，把书念好。刚上小学的时候，写字没纸了，舅父见我写字比较工整，二话没说，拿了个鸡蛋到街上就换回了一张大纸，给我剪裁缝成了练习本。在县城上高中必须自带吃的，说好了星期天早晨和舅父一起推磨磨面，下午带到校，第二天我还没起床，舅父已经自己推磨把面磨好了。有好几次，舅父背着二三十斤干粮红薯，徒步45里，给我送到学校，连口水也不喝又返回家里。为了我的学习，舅父忘记疲劳，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可是，我这一辈子对舅父的大恩未报万一。我刚参加工作，他就得了癌症，受尽痛苦。我没有条件给舅医治，也没有床前侍奉。1974年舅父病逝在曲周老家，最后的两个月是三舅和三舅母照顾的。46年了，至此仍是泪书。

我能上学，还有赖于姐姐。玉梅姐和姐丈在邯郸棉纺厂当工人，忠于职守，勤奋工作，都是很早入党，“文革”中坚持真理，是邯郸市委书记刘英与其夫人林桂景（邯郸国棉一厂党委书记）最可靠的堡垒户。姐姐的五个儿子，都是我母亲照管大的，姐姐千方百计地关心我们家。记得那年春节，姐姐从冠县下车，步行来家，背来大大小小的一堆东西，供应的一斤香油不舍得吃也给我们拿来。姐姐家庭负担不轻，但断断续续寄来二十三十，就能解决我们家的大问题了。

现在回忆我的中小学时期，我非常艰苦，但和同学们相比，我不是最艰苦的，有的同学比我还艰苦。依靠舅父、母亲、姐姐、妹妹，我是苦中有甜的。

当然，这仅仅是着眼于家庭。往大处深处想，根本上是毛主席、共产党打下了人民的江山，我们家成了翻身户。要不是长在红旗下，穷孩子上大学，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2021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