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5年4月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原书于1949年出版,影响甚大,被一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本书首先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病诟,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这本书在绪论中，首先将中国文化阐释，而后将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在第二、三、四章节，作者从中国人说起，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做个比较。因西方早就有宗教意识，在教会组织中，讲民主，有集体意识；而中国生长在礼仪之邦，来于孔子伦理，所习见者为长幼尊卑，亲疏远近，种种不等，因此无民主，就缺少集体意识，有了阶梯观念。在第七章，此书揭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所在之处——理性，作者认为理性是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且阐述两种理——“理性”与“理智”的区别，并由此探讨了两种错误——知识上的错误和行为上的错误。在这章中，与最后的第十二章和十三章相应，文章指出中国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则使得中国在一开始就缺少民主，人权自由、民治制度就缺乏，同时揭示了中国文化教之于西方文化的的早熟，西洋文化史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中国则径直从心出发，“有内道外”、“从理到事”。从心出发，从理性发出，即“理性早启”，也是人的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取向，是“物”还是“人”？是“有对”还是“无对”？中国较早的从理性出发，因此也就与西方在道德与宗教中分野，也就导致而后的文化分途。所以，在第五、六章中，作者提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是以伦理组织社会，遵循周孔教化，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经济、政治方面都有所阐述。其实，这里的道德伦理就有宗教之用，相当于宗教对于西方一样。当然，因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也导致了其不科学。“西洋人丛身体出发，而进达与其顶点之理智；中国人则由理想早启，其理智被转抑而不申。”中国人既理性早启，就冷静不足，乃愈长于理性，愈短于理智，并且导致中国文化的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和暧昧而不明爽。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在八、九、十和十一章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解释何为阶级，并指出在经济上中国工业与商业两衰，土地大多处于流动，自由买卖中，没有阶级性；而在政治上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作者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与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不同。在最后十四章，作者来个总结，讲首章提出的十四特征归结为理性早启，讲各章贯串以明之，中国的伟大在于人类理性的伟大，而欠缺也在于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中国民族性之所由成，因中国人理性早启太早，离身体越远，从头脑而言，善于讲理，而在动作上，则主于敬让，情发乎理性。而在社会中，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因而缺乏公德，但是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更自私，中国人有伦理本位，尊重对方，怀抱天下观念，发乎理性之无对，形成了中国的民族性。
《中国文化要义》是一部研究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专著。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路径研究和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由这种文化基质所决定了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当时，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颓化造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退行性病变，象浮萍一样无根的浮燥病。面对着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颓化，当务之急是作好中国本位文化重建的工作。重建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重树民族自信心的过程。而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将是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一个本根强壮植根深厚的文化基体将吸纳和融和西方文化，从而构建向现代化转型的古为今用的，外向型的中国文化。在此书中，作者讲中西文化做比较，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伦理社会”、“职业分途”、“理性早启”。“伦理社会”是指社会关系家族化的社会，而这种伦理社会的构建是和周孔儒家的教化作用分不开的，这种伦理社会是用情理而不是用法律来说话的。它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是以道德为主体的、冲融和谐的，同时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人权”“物权”的失位，而对于人的个体价值的认定和尊重是社会发展的前题条件。而国家法律的制定对于“理性早熟”社会的相对滞后，正是当时造成中国社会停滞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职业分途”是比照西方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而言的，梁漱溟认定的秦汉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的不存在，因此产生了科举取士制度。虽然有着种种弊端，但是它在制度保障下的相对公平，造就了政治上的机会均等。“理性早启”中，梁漱溟先生将思维和认识的能力指定为理智。而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在周孔儒家教化下而形成的通达事理的心理感情。由于这种教化而成的理性早熟，而以礼教为法律，以伦理代政治，以职业代阶级，以道德代宗教。把阶级国家融于伦理社会，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理性早熟”，由于传统思想的重修身和向内用力，而使得法制理念和架构极不键全，妨碍了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国家向更高文明的迈进。他在揭示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病垢。但此书也存在着缺点，比如说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点、每一章节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且再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时，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存在着问题。
不过总体来说，这本书提出了全新观点，将中西文化做个比较，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优点以及缺点，国民身上的性格的优点缺点，让我对我国文化的历史、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等都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