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被其中两位哭得最厉害的士兵的哭泣话语所感动，翻译时竟不成声。第二天，好奇的邻里打听，他又不断提起两个士兵的哭诉。我们也追着听着，因为是儿时的记忆，所以事过６０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

    他介绍，……那个擂着桌子哭得快要发疯的士兵说，他的弟弟和连襟是在忻县以北的伏击中被炸死的，差不多大半个中队全死了。他们陷入了连环地雷阵，那情景太可怕了，几乎前后左右都是地雷的世界，只要一进去，连动都动弹不得。他眼看着亲弟弟还有许多日本兵，接二连三被炸得飞上了天，尸身全被炸烂，骨肉被抛得东一块，西一块，头颅、肢体、内脏挂在树上，滴着鲜血、脑浆。他哭诉说，我的心都被撕裂了，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一块血淋淋的骨肉是自己亲生兄弟的了。埋伏在四周的游击队火力又那么猛烈，简直是铺天盖地，连头都抬不起来，能侥幸回来的只有十几个，这就不错了，总算捡了活命。当他们夜里再去收尸时，再次遭击。咳！他的连襟本来伤势不轻，可以不去的，但他硬是咬着牙要去，发誓要抢回弟弟的尸体，结果又和几个兄弟一起丢了性命，哎！他们就这样把尸骨抛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了，再也回不了日本了，成了流落异域的孤魂野鬼了……

    还有那个哭声不高，但哭得撕心裂肺并几次休克的日本兵说得更加惨痛。他说，惨死的同乡小村是多好的小伙子呀，他们在兵库县家乡同时爱上了一个叫秀子的好姑娘。本来是他先和秀子要好的，彼此亲热得不得了，俩人都快私订终身了，但小村偏偏这时候插进来。小村平时什么样都让着自己，可是偏偏他太喜欢秀子了，一见到秀子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夜里说梦话拼命喊秀子，把全家都吓坏了，以为得罪了天神。他和他妈妈都脆在地上磕头求我，让我把秀子让给他。当时真把我吓傻了。

    秀子大概也被他的痴情感动了，竟然说，我既然许给你了，就全听你安排了。你看这是什么话，我能不把秀子让给小村吗？接到征兵令后，小村和秀子匆忙办了喜事。村里人吃惊，怎么会是小村和秀子成对了呢？当知道是我主动把秀子让给了小村，有的夸我真了不起；有的说他缺心少肺，哪儿有这么夺人之美的。但大家都说天神一定会保佑我的，婚后不久我俩就一起参军走了。临走那天秀子哭得死去活来，说小村哥哥如果回不来，她就等上一辈子，如果死了，不管死在哪儿，也要告诉他一个准地方，她打算也到那个地方去死。我当时还说，秀子请放心，一定让你的小村好好活着。你们能快快乐乐地活着……没想到，在崞县（今晋北原平县），我们进山围剿，那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飞鸟都很少见的荒山沟沟，也不知从哪里突然间就冒出那么多敌人，子弹、手榴弹，就像地里的蝗虫，唿啦啦飞来一大片，还没等落地，又飞来一大片，简直没法抬头，更没办法躲藏。我虽然也伤得不轻，可总还留下了一条活命，而小村他……却被打得浑身稀烂，连尸首也被炸飞了，如果不按队长的死命令撤退，恐怕我的命也丢在那儿了。他说，其实真不如让我跟小村一起去呢，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秀子呀！就是当着秀子的面剖腹自杀也说不清楚呀……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也是６０多年来极少见到的最为悲恸的哭泣。

    当年，我随家人回到北平，住在城北西绦胡同。８月１５日上午，一个日本军曹来到我家打了个招呼，说他们要来“打扰”，来听无线电广播——那真是极少见的客气。当时我们那条穷得叮当响的胡同里，大概极少有人家买得起收音机。中午刚过，４个日本兵，由军曹带领，排队进了叔叔的屋子，我因为好奇，也跟进去看热闹。约莫两三点钟的样子，收音机响了，里面传来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声调刻板，有气无力的。几个日本兵个个脸色阴沉，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立刻不约而同地哭泣起来。广播结束时，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简直泣不成声。叔叔略通日语，说，他们有的是因为日本老家亲人全都死光了，已经无家可归了；有的人担心即使回去也当亡国奴，没吃没喝，没办法活下去；有的觉得打了败仗，没脸再回日本了，想为天皇“抹脖子”……其中两个人——包括那个军曹，因哀伤到了极点，竟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经抢救才缓过来，稍一清醒，依然泪如泉涌。接着，他们带着万般沮丧和痛苦，相互挽扶着走出了屋门，一路嚎哭而归，往日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喧闹的锣鼓声衬托下，渐行渐远的日本兵的痛哭在我心中留下了更深的印痕。这是我所见到日本人第二次哭泣。这是魔鬼在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哀惋与悲痛。

    １９７１年，我所在的部队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日本名古屋电视台摄影记者组。他们是为采访我军日常生活而来的。作为接待组成员之一，我负责全过程陪同和服务。尽管当时部队中许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身上或心里都还深深地留着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烙印，但对于这批从手下败将故乡来的电视记者，却表现出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宽广胸怀和博大气度，嘱咐我们要为迎接客人的到来做好准备。战士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