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使用毒气弹，29团最后几成空壳

    王维本说，根据日军的部署：1942年元旦这天将全部占领长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完全抵抗，第一天日军只是突破了预10师一线部分阵地。但是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抢先汇报日军总部，宣布11军已经攻克长沙。这个消息对于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军而言，是值得惊喜的。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成为一个大笑话。

    1月2日上午，也就是在王维本打下日军侦察机不久，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兵部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的黄土岭覆盖轰击。日军的骑兵部队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阵地突击。

    “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我们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向我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并不强，我们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段时间后，团副指挥我们开始逐渐撤退。撤退中，团副曾友文在从隐蔽点出来时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了。我和战士们在阵地的附近找了一个偏僻的凹陷处，将团副的尸体放入，并用薄土掩盖好。战士们围着这个简单的墓敬礼，一些战士还哭了出来。”

    “我带着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几名传令兵、司号长以及我和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战士。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团长命令我死守该处，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退。他带着几名传令兵和司号长向师指挥所走去，就在前往的途中，司号长因为铜号的反光暴露，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中死亡。”

    “我则与第二营过来的一个连队就地组成了新的阻击防线。下午3时左右，日军一小分队向我阵地发动两次攻击，但被我们用手榴弹和枪榴弹击退。日军开始用步兵炮轮番轰击，接着又向我方阵地发射了烟幕弹，当我们以为敌军要趁烟雾突击我军阵地时，日军又向我们发射了毒气弹。由于措手不及，也没有防毒面具，很多战士吸入毒气都开始发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各人的水壶及毛巾去打水，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战士丧失了战斗能力。”王维本介绍说，日军的毒气弹发射后因为有明显的烟雾，因此借用烟幕弹作为掩护施放，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伤害我守军。

    最后，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攻击下，只剩下了13人。王维本说，从元月1日到此役过后，张越群团几乎只剩下了空壳：29团的减员在70％以上。日军也不好受，也付出死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方师长预立遗嘱，士兵有感誓死守土

    预10师的第二条布防线，成了日军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王维本认为主要是因为“战士悍勇、长官不怕死”。

    预10师守第二条防线的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28团。实际上，在1942年1月2日，日军第3师团7000余人就开始猛攻长沙城南郊冬瓜山28团防守的阵地，当天28团官兵在团长葛先才率领下，击退敌人无数次冲锋。

    元月3日，在师长方先觉的指令下，28团葛先才团长将包括王维本在内的29团退下来的部队重新进行了收容整编，并投入了冬瓜山及红山头一带的防线。

    也就在这天，王维本他们听说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要与长沙防线共存亡的事。1942年元月1日晚，王维本所在的29团部分防线被日军突破后，薛岳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最后问：“你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个星期。”薛岳问：“如何守法？”方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电话。当天深夜，方就写了一封信叫副官主任张广宽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要求第二天以前一定要送到。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竟是他的遗嘱，内容为：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