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会战打响以后，刚开始，我们的电台还需要与在城外的友军取得联系，但到了后来，友军全部入城以后，我们就只需与设在芷江的空军基地和重庆方面联系了。”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电台共有四个报务员，每6小时一个班，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衡阳的电台功率较小，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与重庆的联系，“我们要向重庆方面汇报，只能先将电报发到芷江，再由芷江转重庆；重庆方面过来的指示，也要通过芷江中转。”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四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但具体电报内容，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

    “具体内容需要专门的译电员翻译。”卢庆贻说，密码只有重庆译电室的指定人员和军部随从参谋两个人知道，一般的人是译不出的。

    “47天内，经我们手发出去的电报无数，但这些电报都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

    衡阳会战的最后一电，是经卢庆贻手发往重庆的。电文的内容，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在回忆这一细节时，老人显得特别激动。

    “8月6日，军师长会议结束以后，参谋将一份拟好的电文送到电台，当时正是我值班。我按惯例将电文发到了芷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外界发出一封电报了。”

    卢庆贻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在弹尽粮绝、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第十军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议。他所在的军部电台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静音。

    卢庆贻说，此次停战协议，方先觉向日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第十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当晚，方先觉军长就与日军68师团长堤三树男正式谈判，日方向第十军的顽强战斗意志表示敬意，并完全同意所有的条件。历时47天的衡阳之战，到这里算是落下了帷幕。”

    对于衡阳会战最后的结局，卢庆贻老人坚持认为不是投降。“8月8日，战斗停止以后，全城没有挂一面白旗，这怎么能算是投降呢？”在他的记忆中，衡阳守军共有17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人，“这其中还包括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人员”，除了6000余伤兵外，其余人员均已阵亡。

    历史资料显示，此次衡阳会战，日军共发动三次总攻，战斗结束后，日军五个师团伤亡人数，美国统计是7万人，中国估计是3.9万到7万人之间。

    　　“胜利大逃亡”

    他赶紧回头来看时，发现那两个被特别信任的战俘抢了鬼子的枪，把鬼子杀了。

    卢庆贻发出“最后一电”后，和军部所有的官兵一样，被日军俘虏了。他和另外的300余人一起，被集中关到衡阳城里的天主教堂。

    “当时的那个屈辱，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能理解军师首长的痛苦。如果不那样做，有可能全军覆灭。”

    在天主教堂关了几天后，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样逃出去。“有一天，我被一个日本兵相中，拉我出去做苦力。”卢庆贻说，日军进城后，也没有吃的，就去附近的农村抢别人的秋收果实，“我当时被他们派遣去抢农民的谷子。”

    几天后，一小股日军押着卢庆贻等被俘的十军战士，往零陵方向走。“由于害怕美国飞机的轰炸，日本鬼子不敢白天走，只能晚上走。”在走了几天后，来到零陵一个偏僻的山村，卢庆贻老人对《法制周报》记者说，具体什么地名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地方离公路比较近，山高林密。

    “当时的日军小分队只有10多个人，都带着枪，我们是20多个人。我们一路走过去，从来没有去掉想要逃离的念头，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机会终于在一个日落时分到来了。

    卢庆贻说，有一天傍晚，日本鬼子要他们去“打捞”(抢百姓人家的东西)，抢一些老百姓的生活日用品。“这一天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只派了一个日本兵押着我们上山，我们10多个人同时被派出去。”

    “那个鬼子身上挎着一支步枪，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并安排他自认为信得过的两个战俘一起，陪他在山脚下等，我们10多个人则被赶上山去'打捞'。”卢庆贻说，在上山时，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战俘，朝我们使了一个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