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中国之战）

她们听我说这话，就笑起来，仿佛是在谈论一件挺好玩的事。我又想：如果大意了，她们晚上再拿起来乱扣，打死人了怎么办。我就去找了七、八个脸盆，一个一个摆在床边。脸盆一响，她们就马上会乱叫，我立刻就到。我说你们出去解手要结伴而行，不要随便走动。每天晚上我就都提上十来个脸盆，从里到外，一直摆到门口。那时候，越军特工队，抓住我们的兵员，朝着手心就是一刀子，然后穿上铁丝，装上麻袋，扛上就走，情景非常残酷。虽然我们晚上都有口令，但士兵一般都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口令答不上来，“砰”就是一枪。有一个笑话，放映队的小谭，广东人，说话是广东口音，他说：“我不怕，我要出去，我不在屋里解手，我要出去。”他个子挺矮，出去尿泡尿回来时，岗哨一拉枪拴：“口令！”他说：“什么口令？”那边说：“我打死你！”他还说：“不要打，不要打，我是小谭，电影队小谭，”兵说：“不管你是什么。”广东人说话有点象越南人，要不是小谭拿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说：“你看我是小谭。”哨兵看清了，放下了枪，小潭就丧命了。

　　战场上笑话很多，我也亲身经历了一件“悬”事，是因为玩枪。

　　我们住的屋子是竹屋，门也是竹皮门，墙也是竹皮子墙，这种屋子很不结实，如果特工队来，一脚就能踢开。我们的侦察兵经常过去，他们的特工队也经常过来，非常频繁。我当时自作聪明，把行军床放低，我想特工队一进来，肯定不会朝下打枪，一般都是横扫，那时，我拔下手枪，照他们脑门就是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就忘了我这枪里已经子弹上膛。大家开始玩枪。一般枪好不好，首先看枪膛，于是大家在一起比枪，我说我的枪管长，还亮。说这话时我没扣板机，要是手指头稍稍这么轻轻一动，脑袋就开花了。我摇着玩，还说，我这枪百发百中，这时也没扣，如果打了别人，判刑3年。然后我朝我的腿来回摇，这时保卫干事洪常春冲着我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这样玩，有没有子弹？”我说：“没有子弹。”就在他蹲下来，跟我说话的一刹，“叭”的一声巨响，枪走火了，从我的腿之间打到地下。当时我的血都凝固了。神经也凝固了。几个朋友赶快把大门一关，这要受处分的。打自己的脚，这叫自伤，畏缩不前，要判刑一年，打死人，故意伤人，照样判刑，总之不会有一个好结果。血凝固三分钟以后，大家都围上来抠那个子弹头，洪常春把枪一卸。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干什么呢你们这儿？”“没事，没事。”大家都给我打掩护，大家都跟没事一样，这事也就过去了。

　　十多年过去了，“轰隆隆而又庞大庄严的战争”已变得遥远、渺小、寂静，似乎是昨天晚上，许多人共同做的一个梦。

　　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超脱。

　　越是超脱地重温那次的战争，就越是对那些与大人物们有关的背景、材料、文件和档案中封存了多年的高级机密不感兴趣，相反，那些与自己有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在庄严、纷繁复杂的战争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却记忆犹新，在这些细节中，包含着“我”的因素一个“活人”的因素。

　　我发现即使是战争中，人也不完全是机器零件，他确实有血有汗，也有小聪明。

　　大家说渴得要命，这儿什么都没卖的，伙食费不收钱，烟都是拿了记帐，我也拿了烟抽。我以为不收钱，实际都记上了，我傻乎乎地充大方，拿了烟让大家抽，说：“抽，现在抽一根少一根。”结果，扣了我800多元烟钱。

　　我跟一个重庆知青关系非常好。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觉得百般无聊的时候，在一起分析形势。我说：“我进行一次战前大活动。你们不是口渴吗？干燥吗？我来解决！”反正脑袋已经系在了裤腰袋上，不会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我对那个重庆知青说：“你路熟，负责找一个拖拉机。”我又对小潭说：“你是广东人，带上一架机枪，如果我们和越军接上了火，你就说广东话，他还以为是同伙的。为了弟兄们，我指挥，我们越过边界偷甘蔗。”然后找了个拖拉机，我悄悄地先把拖拉机开到村边上去，很顺利地就驾着拖拉机穿过了国境线。

　　我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和在尼泊尔边境撒尿时的心情完全不同，紧张得要命，好象心突然凝固了。我让他们俩开始干，并告诉他们要割，不要砍，砍的声音太大。我站在拖拉机旁边，架起机枪，给他们掩护，砍了一车，拖拉机蹬不着了，这时我的心紧张极了，我说：“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快点。三个人马上产生矛盾了，这个说不该来，那个说受骗了，而我又怪他们太笨，呵了几句后，我说：“推！”三个人马上就又开始推。这样，拖拉机又燃了。我们开着拖拉机不到天亮就悄悄回来了。我抱一捆，塞到我床底下，塞到那两个人床底下。到了下午，政治部开大会，我到团里去了，陈副主任在大会说：“有人违反纪律，要处分的，偷甘蔗，那甘蔗那么甜吗？我们不是有水吗？这人是要处分的，等我请示了栗副政委就收拾他！这还行？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还带着地方的人！！”

　　当时我没在，回来后，看见大家以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都说糟了，你闯大祸了。可每个人都到我这儿吃甘蔗，吃得那么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