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8月份，我读完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并写下一篇感想文字。在那篇东西里，我指出黄应全先生在撰写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部分时，资料上有所欠缺，没有把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一书罗列其中。张著《历史与实践》虽非专门研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但也对此多有论及。当时也觉得奇怪，黄应全先生怎么会遗漏了一本近500页篇幅的书。刚才偶然在网上看到，原来2000年时，孙周兴教授曾揭发过，张著此书纯系抄袭。不知道这是不是黄先生未将此书算上的缘由。

    在整场笔墨官司中，孙周兴教授撰文两篇，张汝伦教授撰文一篇。整件事情以孙周兴教授建议由国内同行专家组成专家小组来鉴定而告终，之后似乎就没了下文。三篇文章我都看了，虽不能完全断定事情真相如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该书确属抄袭。

    得出这个结论，我是挺吃惊的。在我印象中，张汝伦教授研究范围极广，涉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现代哲学、政治哲学，等等。而且，他的著述在字里行间又给人一股桀骜不驯，或按孙周兴教授所言，“凛然不可犯”之感。我虽非完全同意、完全懂他的观点，但也觉得他是位有着学术良知和学术抱负的学者。

    如今想来，张汝伦教授著述向来有个特点，就是除了他自己此前所写的论文或专著外，几乎不参考别的中文资料，所列注释和参考文献都是外文原版。以前对这一点还有些佩服，既佩服他的各门外语能力，也佩服他阅读涉猎之广。但就孙周兴教授揭发的《历史与实践》一书来看，不仅是正文，原来书中那么多的外文注释都是原封不动抄来的。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张教授其余成果的真实性了。

    还有一点，《历史与实践》我零零散散读过一点，总不得深入，读不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文字表述上的隔阂和别扭。不过，那时完全没往这方向去想。就因为作者是张汝伦。

    其实，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虽多凭借逻辑、命题间的推演，但依然可以看得出每个作者不同的文风。就像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所说的，张浩军所著《从形式逻辑到先验逻辑》，就可以明显看出两种文字风格，一种是清晰的短句，还有一种是晦涩的长句。之所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无非是因为后者是通过对外文资料不加注释的翻译而来。

    话说回来，这种“研究”方式实在也是国内常见。只是想不到，张汝伦教授竟也用这种手段，而且弄来的这点东西还被人查出了老家，挖出了老底。

    有时候想想，如若不谈研究成果的新意问题，一位作者要是能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语言系统把别人的意思说清楚，也能说明该作者很好地理解了他人的思想。这总比照搬原文、照抄外文研究资料好得多。

    最后想说张汝伦教授在回应孙教授的文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张教授说，没有人会因为一位建筑师所用的建筑材料不是他自产的，就说那房子不是他造的。张教授以此说明自己并非抄袭，在运用别人的材料时是有自己的结构思路、叙述目的和角度的。我总觉得这个说法有点不伦不类。作为一个学者，真正非自产而又绝不会为此受诟病的，大概应是写出的那些“字”，或者所用的笔纸，而非别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