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为唐代人物画，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阎立本（601～673年），唐代雍州万年人，隋代画家阎毗之子，阎立德之弟。唐太宗时任刑部侍郎，显庆初年，代兄做工部尚书，总章元年为右丞相。擅长书画，最精形似，作画所取题材相当广泛，如宗教人物、车马、山水，尤其善画人物肖像。《步辇图》是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派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向大唐求亲，第二年到达长安。由于当时大唐帝国国泰民安，各民族友好相处，因此，当时竟有五个兄弟民族的首领向大唐求亲，太宗很是为难。最后，想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办法：请五位大使参加考试，谁考胜了，就把公主嫁给谁家的首领。当时出了五道难题，吐蕃使臣禄东赞过关斩将，一路领先，最终取得了胜利。太宗非常高兴，心想：松赞干布的使臣这样机智、聪明，松赞干布自己更不用说了。于是，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决定隆重迎接；松赞干布亲率欢迎队伍由拉萨出发直奔青海迎接。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娶上国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都要与上国大唐永远亲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步辇图》以唐太宗李世民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这一重大事件为背景，表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使者禄东赞来唐迎亲并受到唐太宗召见的场面。画中包括唐太宗在内共有13个人物。唐太宗虽然不在画面的中心而偏于横卷的前半部分，但作者在构图上巧妙的处理，使以唐太宗为主的人物群体实际上处于画面视觉的中心，同时也以他为主构成了画面由内向外辐射的组合关系。唐太宗处于九个侍女的簇拥之下，宽大的体态与威仪庄重的神情，与侍女纤细而趋于动感的塑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构成了画面视觉上的重中之重。同样的处理构思也体现在唐太宗前方的三个使臣身上，他们虽然较之侍女们远离唐太宗，但其与太宗构成对应的视线，使他们乃处于更为重要的视觉地位。造型上选取了鞠躬时的动态，同时，三人的重心都略有后移，亦给人一种趋于不稳定的视觉感受。相比之下，既显示出使臣的恭敬，又衬托出大唐天子雍容华贵的气派。

　　不难看出，人物的身份与地位是作者考虑画面安排的主要依据，社会的伦理关系在绘画中进一步反映为绘画表现的视觉关系。可以说，阎立本的这幅作品为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对绘画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明晰而典型的图示。

　　另外，作者的绘画技巧也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不但体现在独具匠心的构图安排上，具体人物的刻画同样十分精彩，线条流畅圆转，五官塑造精致细腻，深得人物的个性气质。尤其是三个使臣穿着相貌都反映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李嗣真在《续画品录》中评阎立本的画说：“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未，倍得人情。”决非虚誉。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在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大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我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