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创新性

                 孙欣

     宋代的制瓷业是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基础上获得空前发展，涌 现出雄冠于群窑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以及耀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吉州窑和景德镇窑，呈现一派名窑迭出、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然而，经过元代短短数十年的发展，进入明、清两代，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宋代制瓷业“百花齐放”，到明、清两代几乎“一花独放”的局面。景德镇制瓷业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天工开物》说(全国陶瓷生产):“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所产……，”景德镇成为中国名符其实全国制瓷业中心。
     元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这一格局变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能够改变中国制瓷业的大格局呢？我们以为，不断创新是景德镇制瓷业获得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改变宋代之后中国制瓷业发展大格局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元代景德镇制瓷业创新特征的若干表现形式，探讨元代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创新性，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收藏家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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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胆改革制瓷业管理体制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景德镇正式置镇后，标志着景德镇已经是一个窑业发达、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且有丰厚税课收入的富庶之地。明代王宗沐的《江西大志》记述：景德镇“宋景德中置镇，置监镇一员”。在宋代景德镇立窑务“监镇”，这是地方政府管理制瓷业的专门机构，“监镇官”的职位很低，属未入流的无品官。“监镇官”是宋代景德镇地方政府管理制瓷业并贯穿始终的一条根本制度。进入元代，元政府将历代掌管宫廷器用制作的“将作监”升格为“将作院”，官阶从一品。其所辖各种工艺品的作场非常繁多，依其种类分设三个总管府（官阶正三品）掌管：一、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所属有玉局提举司、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金丝子局、鞓带斜皮局、瓘玉局、浮梁磁局、画局、装钉局、大小雕木局、温犀玳瑁局、漆纱冠冕局等；二、异样局总管府，所属有异样纹绣提举局、异样织漆提举司、纱罗提举司等；三、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所属有备章总院、尚衣局、御衣局、织佛像提举司等。
      元廷在景德镇专设浮梁瓷局，负责为宫廷、官府督造瓷器事宜。《元史》“百官·将作院”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琮、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这是元政府在地方设置唯一掌烧瓷器的官方机构。从将作院到总管府再到浮梁瓷局，对景德镇制瓷业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这种新的制瓷业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历代制瓷业属地方管理的旧模式，从而为元代制瓷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使景德镇制瓷业的技术水平、品种质量、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元代政府为瓷器这一手工业制品，在政府内部专门设立一个派出机构，在中国陶瓷发展史是一个创举，是元政府手工业管理体制的一个创新。

              二、生产要素配置突破地域局限

    浮梁瓷局的设置，使景德镇的制瓷业由一个区域性的生产青白瓷的地方窑系，逐步发展成为通过全国乃至世界范围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制瓷业重镇。全国各地窑场制瓷高手纷纷向景德镇云集，为寻求发展，献艺献策，真可谓“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据《元史》与康熙《浮梁县志》载，至元27年(1290)浮梁县人口由南宋嘉定八年(1215)的十二万一千五百零七人增加到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人。人口大增，表明陶瓷生产兴旺发达。浮梁瓷局可以优先从官府得到其它窑口难以获得的原材料、外贸出口订单、官府赏赐用瓷与军用瓷器(枢府瓷)订单，而且还可以从将作院获得许多新器型，新画面设计图稿。景德镇工匠艺人首先在白色素胎上使用由波斯进口的钴蓝矿料——苏麻里青，创烧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开创了从世界范围配置生产要素的先河。

                三、生产管理方式上有创新

     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窑场规模庞大、官窑、军窑（枢府瓷）、民窑生产一片繁荣，也表现在生产管理方式上有较大创新，即制瓷业内部的生产组织更严密，分工更加精细，专业水平更高，行帮、行会协作能力更强。景德镇的制瓷业大体可分为制坯业和烧窑业两部分，到了元代制胚业与烧窑业已经完全分离，成为同一行业中的两个行帮，另外还有专为两个行帮服务的陶瓷辅助行业。蒋祈在《陶记》中记录了制坯业作坊内部分工的情况，谓：“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第3卷7篇《陶埏》中写到：“共计一坯之力，过七十二手，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这表明元代景德镇制瓷业分工更加精细，更加专业化。从目前收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的元代“枢府”瓷和元青花瓷藏品看，从器形设计、釉色莹润、青花发色、装饰题材、绘画技艺等表现出系统性、规制性的“官瓷”倾向和风格整齐、精工细作、品质优良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产品痕迹。

            四、制瓷工艺技术革新成就斐然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技术进行一系列的大胆的技术革新，使制瓷业整体工艺技术水平和瓷器产品质量获得空前提高。元代以前，景德镇制胚原料一直为单一的瓷石，瓷石中含有绢云母、石英、长石、高岭石，具备了单料成瓷的基本组成。但由于瓷石中AL2O3(三氧化二铝)含量较低，成瓷温度低，不易控制，温度过高，易使瓷器变形。为此制瓷匠师进行了大胆创新，用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法制胎。由于高岭土中有含量较高的AL2O3(三氧化二铝)，从而使“胎骨”的硬度增强，烧成温度大大提高(可达1350度以上)，减少了制品变形，提高了成品率。随着瓷胎中氧化铝含量的增加和烧成温度的进一步提高，为各种高温颜色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景德镇发明创造了许多高温釉和低温彩釉新品种， 如卵白釉、高温铜红、高温钴蓝釉和低温孔雀绿釉和法华彩釉。这些成就为明、青两代景德镇创烧出彩斑澜的颜色釉瓷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型工艺方法上，改宋代青白瓷“轮制拉坯成型法”为元代“阴模印坯成型法”。元代琢器是阴模印坯分节粘接成型，圆器采用阳模印坯成型。由于采用了新的成型工艺，在器物上留下了元代特有的工艺特征，如琢器内留下明显的接胚痕迹，而圆器如碗，口薄，腹鼓，底厚，圈足小，足外撇或垂直，有“鸡心”(乳突)，沙底，足端平切等特征。这为鉴定元代景德镇瓷器提供了工艺技术依据。在装烧工艺上，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即一改南宋中、晚期的“环状支圈覆烧法”为元代匣钵单件仰烧法，同时在匣钵内器物底足垫加一层谷壳灰，以防黏接，大大提高了瓷器的成品率。烧瓷的窑炉也大有改进。元代之前多用龙窑，其升温快，装烧容量大，但不易保温，烧成温度不宜提高，因而不适应枢府瓷和元青花的烧成。为此窑工们创制了新型的窑炉——葫芦窑，葫芦窑分前后两个窑室，坡度为10，从而大大提高了窑炉内的温度。

    五、独具风格的器型设计和古朴典雅的“博陵第”款识

元代是蒙古人统治时期，为适应元代朝廷的政治外交、军事战争、对外贸易以及蒙古民族、穆斯林民族和汉民族的不同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需要，工匠艺人们创造出了独具元代特征的瓷器造型，其普遍为形大、胎厚、体重、口棱见角、附耳带座的元代风格。如罐类有荷叶盖罐、八棱形大罐、鼓式盖罐；瓶类有：像耳瓶、四系扁瓶、蒜头瓶、兽耳瓶、戟耳瓶、塔式盖瓶、葫芦式瓶、连座瓶；壶类有：凤流扁执壶、梨式壶；碗杯类有：高足碗、高足豆、高足杯；明器类有：楼阁式谷仓等。
在款识上独创了在元青花器物底部用素胎凸印戳记“博陵第”等铭文款识。从目前民间观察到的器物看，“博陵第”等款识在元代至顺、至正及明早期洪武器物上均有发现。素胎凸印戳记款识除“博陵第”外，还有“太平府”、“仁和馆”、“汉都”和“长安”等字样。铭文款识凸印戳记形状有长方形、如意灵芝形、葫芦形、多角菱形、斧头形等。元青花器物底部的素胎凸印戳记铭文款识既是最精美的“官瓷”的象征，也是制瓷商家的品牌标识。
            六、陶瓷装饰艺术上开创新风

景德镇工匠艺人在素胎上用钴蓝料或铜红料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高温中一次烧成，创造出精美绝伦的元青花和釉里红，也创造了在陶瓷釉下绘画的新方法，把传统的制瓷工艺和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开创中国古陶瓷装饰艺术的全新局面。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景德镇制瓷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为明清两代制瓷业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瓷器装饰深受当时戏曲杂剧和文人绘画风尚的影响，时代特征鲜明。在装饰布局上，大型器物装饰构图严谨，繁缛满密，层次多，画面满，一种器物少则三、四层，多则十多层，但布局合理，处理得档，主次分明，浑然一体，给人以和谐完美，富丽典雅之感；小器物装饰多以简约，疏朗为其特征，活泼、生动、飘逸而自然。在绘画笔法上，采用实笔画线，一笔点划多见；有时常用勾、拓、点、皴等笔法，笔法苍劲有力，画面古朴自然。在绘画装饰题材上，以动物、植物、人物、诗文为主，也有少量的伊斯兰民族风格的图案符号。在装饰上还有主体纹饰(主纹)和辅助纹饰(次纹)之分，担当不同角色，这是元代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上的一个创造。
     综上所述，在南宋之后，元代景德镇制瓷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脱颖而出，从而改变了中国制瓷业发展的大格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适应当时社会和市场需求不断变革创新的结果。这种创新，是自上而下、全面、系统、深刻、全方位的持续变革，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制瓷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2006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