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花工艺特征与时代风格的研究

 

               孙欣

 

                  一 、 唐青花的发现与唐青花窑址发掘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扬州唐城遗迹发掘出土了一件唐代白釉蓝彩瓷枕面的残片。这一块青花残片的出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我们对青花瓷的认识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找到了青花瓷生产的源头，而且也开启了唐青花研究的大门。此后数十年，国家文博系统、国内民间收藏以及香港和海外相关机构陆续有关于唐青花的报道。1983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又发现了二十余块色彩鲜艳、图案清晰的唐青花残片；1988年，在河南鹤壁集西民间古窑遗址出土了一件唐青花瓷碗；1993年，河南巩义市文管所在黄冶窑场遗址范围内，收缴了不法分子盗掘的唐青花执壶、碗各一件及一批青花碗、水注残片；199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与淮北市博物馆，在距淮北市约30公里处的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发掘的数万片古陶瓷残片中发现了三块唐青花小碗残片；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黄冶窑进行考古发掘，在唐代晚期文化层出土了一批胎质纯净的唐青花残片；2008年，郑州文物考古院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以西4公里，距巩义市黄冶窑遗址19公里处的唐代古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两件精美的唐青花塔形罐，其中一件画有罕见的“童子曲棍球图”人物图案。

国内民间收藏家发现、收藏、和保护唐青花的消息也时常见诸于媒体：从1993年开始，河南省新乡市古陶瓷爱好者李清洲先生陆续收藏到5件唐青花残片；2000年，著名古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在河南省洛阳市一位收藏家的家中鉴赏到两件唐青花四系罐完整器；2007年6月，由吉林省伊春市收藏家协会顾问李俊先生发起，多位著名考古专家、古陶瓷专家赵青云、叶文程、朱伯谦、马希桂等参加的首届北京唐青花研讨会，首次展示了民间数十件唐青花完整器；2007年10月，南京市清凉山公园艺术品市场摊主陈钢先生展示了一件手掌大、报价五万元的唐青花瓷片。

香港和海外文博机构也有不少唐青花的收藏而且均为完整器：上世纪40年代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在洛阳征集到一件唐青花三足炉；丹麦哥本哈根装饰艺术薄物馆收藏一件唐青花鱼罐；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一件白釉蓝彩唐青花小执壶；美国波士顿泛美艺术美术馆收藏一件白地蓝彩撇口唐青花碗；1999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打捞了一艘九世纪阿拉伯或波斯木质商船，在该船上的6.7万件中国陶瓷当中发现了三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盘，现藏于新加坡国立博物馆。

1975年，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对扬州唐城遗址发掘的青花瓷枕残片作了认真观察，从造型、胎质、釉料与制作工艺等特征判断其为河南巩县窑产品，并指出：“巩县窑又是唐代烧制唐三彩的著名瓷窑，而唐三彩中的蓝彩正是用钴料呈色的。”此后，冯先铭先生先后对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一件三足炉、美国波士顿泛美艺术博物馆的白釉蓝彩厚胎碗以及丹麦哥本哈根装饰艺术博物馆的白釉蓝彩鱼藻纹罐的造型、烧成温度、纹饰布局及胎、釉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研究，明确指出这几件青花器是唐代河南巩义县黄冶窑场产品。

 

巩义市（原巩县）为于河南省中部,距洛阳30公里。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河南进行古窑址调查时首先发现了巩县境内的黄冶窑址，并将《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记要》一文发表在《文物》期刊1959年第3期上。1976年7月，河南省博博物馆与巩县文管所联合对黄冶窑址进行试掘，获得了大批蓝、绿、黄单彩碗、盘残片和白、黑、酱釉色的瓷器残片以及唐三彩制品、窑具、模具等实物标本。1987年前后，当地公安部门破获多起盗掘黄冶窑址地下文物的团伙，缴获数百件唐三彩完整器和唐青花残片。2002年8月，巩义市为修建焦巩（焦作—巩义）黄河大桥和310国道连接线，郑州市考古所和巩义市文管所联合对黄冶窑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包括唐青花、唐三彩、河南府贡白瓷、素烧器残片1000袋，完整和可复原器物价600余件。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和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对黄冶窑址第二区和第三区进行了又一次发掘，获得各类瓷器残片和窑具800余袋，完整器和可复原器物900多件。2005年4月至2005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再次合作，对巩义市以西约7公里处的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址首次发现了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北魏窑炉、唐青花瓷器和唐三彩马佣。这也是继发现烧制唐青花的黄冶窑址之后，又一个烧制唐青花窑址的重大发现。（详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6日第2版）另外，根据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河南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等也是烧制唐三彩、蓝彩釉瓷器的古代窑址。在河南省境内，特别是巩义黄冶窑的发现和发掘，不仅找到了唐青花的产地，而且为探究唐青花的生产过程、制作工艺以及发展、分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宝贵的可靠依据。

为了证实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唐青花与巩义县产地的相关性，198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选取了一部分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样本，分析其胎、釉和色料的化学组分，測定其物理性能，并借助偏光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探真技术鉴定了微观显微结构。研究结果表明：这批青花瓷器的年代为唐代中晚期；这批青花瓷器的彩饰是以低锰钴矿为其着色剂的釉下彩，与唐代河南巩县唐三彩蓝釉钴料极为相似；胎、釉的化学组分以及烧成温度亦与唐代河南巩县白瓷相似；这批唐青花为巩县窑生产无疑。

                              

                    二、 唐青花的本质

    

经典的“青花瓷”定义，是指以氧化钴作呈色剂，在瓷胎上直接描绘图案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入窑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由于钴料在瓷器上发色艳丽，形成“蓝”、“白”相间的视觉感，故称青花瓷，简称“青花”。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提出成熟青花瓷的“三要素”说：一是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二是运用钴料生产蓝白的图案花纹；三是熟练掌握釉下彩绘工艺技术。古陶瓷专家李辉柄先生在《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一文中提出青花瓷的“五要素”说：一是高温烧成的素肌玉骨的白瓷胎；二是施高温透明白釉；三是青花原料为氧化钴；四是用毛笔以氧化钴在素胎上描绘纹饰；五是在绘好纹饰的胎体上施釉，高温烧成的釉下彩。上述有关青花瓷的概念和“三要素”、“五要素”说特征的描述，都是从成熟的陶瓷生产工艺角度对其进行理论概括的。“青花瓷”这一概念应该是“最一般的抽象”，即它应该包括唐青花、宋青花、元青花、明青花、清青花、民国青花和当代青花瓷等各时期的本质属性，也包括成熟期青花和不成熟青花的共同特征。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赵青云先生，提出了界定唐青花的四个标准：第一，必须是瓷胎；第二，胎上先施一层化妆土；第三，在胎上用钴料作彩绘或点彩；第四，必须施一层玻璃质透明釉。这是对唐青花认识的有益探索。

     唐青花处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滥觞期。如同蹒跚学步的“婴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初创期的工艺痕迹，与成熟期的青花瓷相比，显得十分稚嫩和“不成熟”。仅从唐青花制作工艺角度看，有红胎、灰胎和白胎；胎上有的施化妆土，有的则不施；胎料与烧结温度不同，形成低温的陶质胎，中温的半陶半瓷胎，高温的瓷质胎；在釉料配制上，有用于中低温陶瓷的氧化铅釉，有用于中高温瓷器的钙碱釉；在施釉工艺上，有先用中高温烧制素胎，再施低温铅釉二次烧成；也有在灰质胎上施一层白色或深褐色化妆土，有的则不施化妆土，然后点上蓝彩，施一层钙碱釉，高温一次烧成。在对钴料使用装饰技术上，有釉上彩、釉中彩，也有釉下彩。上述这些工艺技术特征表明，唐青花处在青花瓷发展史的初创期，工艺技术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不成熟”是其基本特征。在唐青花当中，有青花陶、青花半陶半瓷和青花瓷，而且从唐青花陶到唐青花瓷并不是工艺进化的概念，而是满足当时社会不同需要的陶瓷品种类型。因为在隋代烧制白瓷的工艺技术就已经很成熟，由于白瓷的胎、釉中的铁、钛含量较低，这就为唐青花的产生奠定了工艺基础。就如同现在瓷器生产工业虽然十分发达，也同样有各种粗质的陶器产品一样。这使得许多学者很难对唐青花进行准确的命名和科学的定义，以致于有“白釉蓝彩瓷”、“准青花瓷”、“青花陶”、“唐青花”等等多种名称。今天我们在讨论唐青花的本质或探索青花瓷的起源时，理应以古代人的认识为依据，而不能从现代人的观念出发，用成熟期青花瓷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唐青花，就如同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衡“婴儿”一样，得出不客观也不科学结论。                           

唐代陶瓷工艺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开创性地将钴料装饰在陶瓷器上，形成色彩鲜艳、蓝白相间的青花陶瓷器。因此，我们认为，唐青花的本质就是使用了一种不同于氧化铁、氧化铜的新型呈色剂——钴料，使陶器或瓷器装饰的色彩元素更加多样化，这是唐青花的内在根据，是事物的本质。如果在制作工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钴料换成氧化铜或氧化铁，出现的就不是唐青花，而是“唐绿花”或“唐黄褐花”。而胎料成份、制作工艺、施釉方法、烧成制度等等只是唐青花产生外部条件，外在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简单地说，所谓唐青花是指用钴料作呈色剂装饰器物，形成蓝白相间纹饰的陶瓷器。

 

                     三、  唐青花的发展演变及其工艺特征

    

    唐青花在唐代二百余年的的发展进程中，作为一种创新的陶瓷工艺品种，有一个孕育、萌芽、产生、发展到相对成熟的过程，是“沿着自身发展规律逐步前进的”，形成了一个与唐白瓷、唐三彩等并行发展的独立陶瓷品系。唐青花发展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孕育阶段，即创烧时期，大致在初唐中期。初唐青花的造型与黄冶窑场的唐白瓷、唐三彩的器物类型相同，器型有罐、碗、球形执壶、三足炉、水注、盂、樽、盒、珠等等。罐、碗、执壶、水注多为饼形足。胎质一部分为陶质，烧成温度在800—1000℃；另一部分为瓷质胎，烧成温度在1100℃以上。由于瓷质胎铁、钛含量较高，胎色灰暗，故多在胎上施一层化妆土，用蘸釉的方法在器表罩一层钙碱釉，多为大半截施釉，底足露胎。用钴料装饰器物，主要采取洒彩或点彩技法，形成简单、不规则的釉上或釉下点斑纹或条斑纹。因胎釉结合度差，器表常出现脱釉现象。

    第二，生长阶段，即成长发展阶段，大致在盛唐初期至中唐晚期。这一阶段是唐青花形成独立品系的关键时期，其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日常生活器皿类，另一种是社会风俗明器类。根据需求功能不同，其胎釉原料、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和烧成制度有较大差异。日常生活器皿的罐、碗、盘、执壶的底足由饼形足开始过度并出现玉壁形圈足；胎质坚硬，敲击时声音清脆，瓷化程度普遍提高，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左右；器物表面施一层耐高温的钙碱釉，适应窑炉高温，提高瓷胎的烧结度。用钴料装饰器物，简单而无规则的洒彩技法减少，较多运用点彩技法，开始注重装饰的艺术效果，如钴料点彩出现有规则的几何形图案或四点、五点、六点的梅花形图案。作为明器类的唐青花，主要是满足盛唐社会奢糜之风和厚葬习俗的需要。型制和工艺与唐三彩基本相同，主要有生活器具类、人物俑类和动物俑类，尤其是人物俑和动物俑，神态各异，活灵活现，形象生动，制作精美。明器类唐青花以洁白的高岭土为胎料，以1000—1100℃烧成素胎，再施低温铅釉入窑800—900℃复烧。由于素胎洁白，一般不施化妆土，钴料装饰，有釉下点彩，也有釉上洒彩，效果差别较大。特别是器物二次入窑，低温铅釉溶融流淌，钴料随铅釉溶融而浸润扩散，形成蓝白相间、艳丽夺目的独特艺术效果。因而明器类唐青花受到盛唐贵族和士大夫阶层青睐，厚葬器物除唐三彩之外，唐青花作为一种新型明器品种被大量生产出来，故而数量不少。

    第三,成熟阶段,即唐青花标准化时期,大致在中唐后期至晚唐时期。此时的唐王朝政治、经济日趋衰靡，社会生活江河日下，厚葬风俗大为收敛，用于厚葬的明器唐三彩、唐青花需求量大为减少；而日常生活和出口贸易类瓷器则大大增加。根据考古材料测试，唐代晚期陶瓷工艺技术日臻成熟，巩义白瓷烧成温度可达1370℃，完全瓷化，亨达白度胎为76%，釉为57%，出现“透影”现象。高质量的唐白瓷生产工艺为唐青花的成熟和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的唐青花胎质有白胎和灰胎两种，灰胎的铁、钛含量超过2%，故多数施化妆土；而白质瓷胎的铁、钛低于1%，则一般不施化妆土,有的能看到裂纹。器物表面施一层适应高温的钙碱釉；器物中的碗、罐、执壶、盘等已由玉壁足开始演变成圈足。唐青花在钴料装饰上有了重大突破，从运用不确定的装饰工具进行洒彩、点彩，到开始运用毛笔进行彩绘；装饰图案有菱形纹、花卉纹、卷云纹、蔓藤纹，甚至还出现了画“童子曲棍球图”的罕见的人物图案。这种以钴料作呈色剂，用毛笔作彩绘工具，把唐代的绘画技艺运用于釉陶瓷装饰上，开创了中国古陶瓷装饰艺术的先河，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巩义黄冶窑唐青花的创烧成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融合、借鉴、继承白瓷和釉陶烧造技艺的结果，其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经验积累、由粗到精、完善工艺、提高质量，进而与唐白瓷、唐三彩并行发展，形成独立陶瓷品系的过程。

  

                         四、唐青花钴料使用的起始时间

   

    巩义县黄冶窑陶瓷烧造历史悠久，从隋代到北宋前后约三百余年。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各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丰厚，时代风格鲜明。目前，从扬州唐城遗迹出土的唐青花与黄冶窑址发掘的唐青花多属于唐代中晚期制品，于是有的中外学者就认为，中国的唐青花最早产于唐代中晚期。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与事实不符。在扬州唐城遗迹的唐青花尚未发现（1975年发现）之前的`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与礼泉县文教局联合对位于礼泉县烟霞公社马寨村的唐郑仁泰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详见《文物》1972年第七期）。郑仁泰为唐初右武卫大将军，是扶左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平定天下之功臣。据其墓志铭载，郑仁泰死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十一月十九日，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月二十三日陪葬于昭陵（唐太宗李世明墓）。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共计532件,彩绘釉陶俑为大宗,另外还有彩绘陶俑、石俑、陶瓷类型器物。特别值得十分关注的是，在出土的陶瓷类器物中，有一件蓝彩瓷罐盖纽，该纽直径2.5厘米,高3厘米；另外还发现一件“满施蓝釉的陶驴”。这两件蓝彩器物，从郑仁泰墓出土的地层关系说明，其烧制的下限时间至少在公元664年，即初唐时期。尽管这两件蓝彩陶瓷器的产地和窑口尚待考查，但它们的发掘和出土足以证明，中国在陶瓷上使用钴料的起始时间是在初唐时期甚至更早，而非有的学者推测的在中晚唐时期。现在这两件最早的唐青花器物保存在陕西省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五、 唐青花钴料的来源

    

 关于唐青花钴料的来源，历来是中外古陶瓷学者、收藏家关注的问题之一。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国外来源说”和“国内来源说”。英国学者对巩县唐三彩中的蓝釉进行了科学测试，提出唐代钴料是来自波斯的观点。北京故宫博物院学者王光尧先生通过史学考证认为，“唐青花或青釉蓝彩出现于巩县窑应该是西技东渐后东西方技术合流的产物”，“是外来绘画理论和绘画技术影响中国画坛的结果。”从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角度看，波斯或阿拉伯等伊斯兰民族有尚蓝习俗，唐青花装饰图案中，绘有棕榈形叶片等伊斯兰民族喜爱的文化元素。但这恰恰是唐代工匠利用国产青花钴料资源，生产出口到波斯或阿拉伯地区的陶瓷制品。如同唐代长沙窑执壶上的贴塑中有“椰枣纹”、“胡人杂耍纹”图案一样，产品远销中东地区。

199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对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钴料来源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采用现代科学测试手段分别对唐青花胎、釉和唐青花钴料的釉区进行了深入细仔的研究分析。测试结果表明，唐代用钴料的主要组成特征是以低铁、低锰、少量铜和微量硫为特征，不含砷和镍。据报到全世界钴矿有100多种，可分成三大类：即硫化物、砷化物和氧化物。钴矿中伴生的主要金属元素有铁、镍、铜、锰，有的含有锑、铋和银等。唐青花样本中测得含硫而无砷，说明唐青花钴料是一种硫化物，而不是来自波斯地区的含砷钴料。全世界钴的硫化物矿有十余种，而与唐青花钴料组成特征相近的只有两种，即伴生少量的铁、铜的硫钴矿和方硫钴矿（辉钴矿）。

根据地质矿产资料显示，这两种钴矿是最具工业价值的钴矿之一，每年全世界8﹪的钴料产于南非的刚果和津巴不韦。中亚赛延—土瓦和乌拉尔地区也有少量辉钴矿和硫钴矿。我国甘肃金昌市郊钴的儲量居全国之首，其矿床属于硫化物矿型。另外我国河北也发现了含钴较高的硫化物矿床。

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交流和文化交往比较频繁，商人从南非、中亚获得这类硫化钴矿并将其带到中国唐青花产地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唐青花产地的商家们“舍近求远”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商业利益原则的。因此，我们认为唐青花使用的钴料，是就地取材、产之国内某一地方的钴矿料。

   

                            六、唐青花的时代风格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把唐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推向了颠峰，出现了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宗教信仰自由的“太平盛世”局面，中国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人将鼎盛时期唐朝社会的特点概括为：“统一、开放、上升、包容、自信”十个字。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唐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不论是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石雕、木工等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艺术水平、制作技术和生产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各种手工艺品装饰艺术达到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清新活泼、雍容华贵、洒脱豪放、丰满圆润、中西交融”的鲜明时代风格。

所谓时代风格，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总的艺术风格，是这些因素在各种手工艺制品中的文化凝练和物质再现。这种时代风格是各种手工艺制品装饰艺术的共性特征。如在唐代受波斯文化应响，金银器中有一种凤首壶制品，而在唐代的陶瓷器当中也有风格一致的凤首壶制品。在时代风格影响下，不同的手工艺类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工艺特色和艺术风格，这就是所谓个性风格，即个性特征。时代风格包含着个性风格，而个性风格体现出时代风格。在同一种手工艺制品当中，同样也存在时代风格和个性风格、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关系。如唐代陶瓷罐、碗、执壶等器物的底足多数为饼形足；执壶的流多数为短流；罐、钵、壶的器身也多用贴塑装饰。因此，不论是越窑、邢窑、长沙窑、巩义窑，其器物的形制基本相同，这就是唐代陶瓷的时代风格，即共性特征。而不同区域、不同窑口、不同时期，因制作材料、制作工艺、装饰手法、烧造水平、传统习俗等不同，又形成不同特色的陶瓷品种，这就是唐代陶瓷的个性风格，即个性特征。

唐青花的时代风格,就是在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下开创性地运用钴料装饰陶瓷器，形成色彩蓝艳、纹饰独特的艺术风格。唐青花的时代风格，是唐代总体时代风格与唐代陶瓷手工艺制品个性风格的统一；是唐代陶瓷手工艺制品总体时代风格与陶瓷器的区域和窑口的个性风格的统一；是区域和窑口的时代风格与陶瓷器品种类型的个性风格的统一。唐代巩义窑的陶瓷产品有共同的特征，而唐白瓷、唐青花、唐三彩等不同的陶瓷品种类型，无论是制作工艺、装饰技法、使用功能上又都具有各自的风格。

唐青花的时代风格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第一、时代性。唐青花的器物型制、工艺制作、艺术风格与唐朝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清新活泼、雍容华贵、洒脱豪放、丰满圆润、中西交融”的总体时代风格在唐青花陶瓷上充分体现。主要通过瓷塑工艺技术，来体现盛唐总的时代风格。如罐、碗、执壶等器物腹圆足平；女立俑体态丰满，服饰华丽，女舞俑阿娜多姿，楚楚动人；乐人乘驼洒脱豪放，胡商俑栩栩如生、异域情怀。这与元代、明代、清代的青花瓷以绘画艺术装饰器物表面的艺术风格明显不同。第二、开创性。唐代工匠率先将钴料运用于陶瓷装饰上，丰富了色彩基本元素，提高了唐代人对青花色彩的审美情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历史性贡献，成为中国青花瓷的始点和发端，并影响了1300年余年中国青花发展史的进程，创造了灿烂的、影响世界的青花“国瓷”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探索性。唐代在钴料运用的工艺技术上，还处在起步期和探索阶段。如唐青花纹饰，有洒彩、点彩和绘彩，而这反应了唐青花钴料装饰的三个发展阶段。洒彩为初创阶段，青花纹饰无规则，随意性，耗料多，美感差；点彩为唐青花的发展阶段，青花点彩排列有序，图案成梅花形或几何形，美感增强；绘彩为唐青花的相对成熟阶段，用钴料色彩将中国的绘画艺术在陶瓷上表现出来，大大提高了陶瓷器的装饰艺术效果。我们推测，唐青花初创期，洒彩使用的工具可能是树枝或植物秸杆；发展期点彩使用的工具，可能是类似于高粱杆的植物，因为高粱杆表皮角质化了，不渗水，而杆心为海棉状，既能吸收液体钴料又不外渗，是非常理想的点彩装饰工具；在唐青花相对成熟期，绘彩开始使用毛笔进行装饰绘画了。此外，钴料装饰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以及釉料与钴料、钴料发色与烧造温度等等工艺技术都处在探索阶段。第四、稚嫩性。唐青花处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初期，与宋青花、元青花、清青花相比，尚不成熟，显得稚嫩，是青花瓷的“婴儿期”，虽然它具有青花瓷的全部“基因”，但属于不成熟的青花瓷，带有唐朝的陶瓷文化烙印和“蹒跚学步”的工艺技术痕迹。然而，由于中国人的伟大智慧和独特的创造力，最终将不成熟的唐青花发展成为中国青花瓷这样一个“巨人”，成为千年不衰、享誉世界的“国瓷”。

 

 

 

                       2008年5月2日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王光尧，《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3、              陈尧成等，《唐代青花瓷用钴料来源研究》，《中国陶瓷》1995年4月刊。

4、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

5、              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

6、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三联出版社。

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

8、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9、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10、          程金城，《中国陶瓷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