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辛弃疾《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审美赏析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就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这年底，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临安，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于是而作此词。全词如下：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上片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词人首先写道：“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长恨”即无尽的痛恨。这里，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首先提出了“恨”，而且是“长恨”，还要“复”（即不停，一个接一个）。这样，首先把我们带进了当时的社会之中。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辛弃疾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怎么能不是“长恨”呢？在饯别席上，把这“长恨”“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这里，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上句的“长恨”和下句的“短歌”相对，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接着写道：“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这里，词人合用了两个典故。上句“为我楚舞”源于据《史记·留侯世家》。据记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 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意思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下一句“听我楚狂声”源于《论语·微子篇》。据记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其中，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这里，词人用借用了屈原的《离骚》中的诗句。“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与屈原的诗句比较，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秋菊更餐英”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在屈原的诗中，“兰”和“蕙”都是香草。“滋兰”和“树蕙”在诗歌中就是培植香草，以此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和“餐英”在诗歌中就是饮食的芳洁，以此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借以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我们知道，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辛弃疾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接着写道：“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词人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首先写道：“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这三句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其实也是心中不平的牢骚之气。辛弃疾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那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接着辛弃疾写到：“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里，说出了“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所以，词人写道：“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写惜别。这里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最后写道：“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这里，又引用两个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一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所得：“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加上 “不慕荣利”。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二是《列子·黄帝篇》中所记载的故事。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不但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而且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在艺术上，首先，典故的运用，不但含蓄，而且增强抒情效果。其次，比兴手法的运用，不但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提高词作的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次，情感变化起伏，层层推进，提高了表达效果。

（在分析此词时，大量参阅相关资料，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