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3年第7期《书法》，如转载请注明出自。

（图1）

《蒋伯宣藏十七帖》题跋考论

向  彬

摘要：明代书画家文徵明所题跋的《蒋伯宣藏十七帖》为宋拓精品，该帖流入清代后，被潘有为用沈周画易得，后为其从子潘伯临收藏。除文徵明题跋外，帖后还有翁方纲、伊秉绶、蔡之定、吴荣光、谢兰生、杨振麟、杨庆麟和陈其锟等人的题跋。本文对这些题跋内容做认真分析，旨在对《十七帖》在清代时期的版本流传与蒋氏藏本的收藏和重刻等情况作一考证。

关键词：十七帖；文徵明；题跋

一、文徵明《跋蒋伯宣藏十七帖》原文及该帖版本情况

右《十七帖》一卷，乃旧刻也。此帖自唐、宋以来，不下数种，而肥瘦不同，多失右军矩度。惟此本神骨清劲，绳墨中自有逸趣，允称书家之祖。晋人笔法尽备是矣。惜世更兵燹，传者甚艰鲜。独此为蒋侍御伯宣所藏。云传自上世，且纸墨完好，纤悉具备，诚不世之琛也，为宋本无疑。兹间以示余，命为音释，余乃书之如右。画蛇添足，宁免识者之诮耶。嘉靖乙酉八月十八日。徵明识。[i]

文徵明此则题跋载于《文徵明集》，《文待诏题跋》没有收录。据周道振先生说，有正书局曾经出版过《衡山硃释宋拓十七帖》，而西泠印社曾于2004年出版过《宋拓十七帖两种》，其中一件就是文徵明题跋的蒋伯宣藏本，后面附有文徵明的题跋，与《文徵明集》著录无异。文徵明此则题跋采用小楷书写，共一百四十三字，全篇点画精谨，用笔一丝不苟，巧妙地将欧阳询楷法与赵孟羁右匀诤稀[ii]（图1）

蒋伯宣所藏《十七帖》为宋白麻纸擦搨，用墨浓淡适中，搨工精良。据《文徵明年谱》的编纂者周道振先生称，他于1953年冬在上海古玩市场今古村姜老处见过此帖。[iii]对于此帖，杨庆麟于光绪丁丑八月题签《宋拓十七帖》，覃溪（翁方纲）也题签《宋拓十七帖》，并注明“文衡山手释并跋”。（图2）冯敏昌在文徵明跋后也题签《宋拓右军十七帖》，且注明“为毅堂同年题签。”除这些题签外，该帖后先后有文徵明、翁方纲、伊秉绶、蔡之定、吴荣光、谢兰生、杨振麟、杨庆麟和陈其锟等人的题跋。[iv]蒋氏藏本现在被美国安思远所藏，如果周道振于1953年在上海古玩市场所见的就是这个版本，那该帖流入美国的时间不是很长。判断蒋伯宣藏本《十七帖》是否为府本，主要是看该帖的摹刻与拓片效果。文徵明在题跋中认为是旧刻宋本的依据，也是因为“此本神骨清劲，绳墨中自有逸趣，允称书家之祖。” “且纸墨完好，纤悉具备，诚不世之琛也，为宋本无疑。”

（图2）

二、翁方纲题跋考论

翁方纲题跋原文如下：（图3）

右《宋拓十七帖》，有文衡山跋。此帖诸家传摹，如魏道辅本阙其中间三帖，云间顾氏本称唐摹宋拓，亦阙《讲堂》一帖。惟此卷廿八帖，百三行，无少阙失。衡山先生逐字小楷朱书，释于其旁，端劲秀雅，与帖相称，允为善本矣。嘉靖乙酉，时衡山官翰林待诏，居京师，年五十六也。帖内释文，惟《清晏帖》次行首一字，诸家作“出”，此释作“使”，恐是偶误，当以“出”为定耳。嘉庆九年甲子冬十月十日，北平翁方纲。

图3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是清代时期著名的学者、书法家、金石学家。他题跋《蒋伯宣藏十七帖》的时间是嘉庆九年十月十日，即1804年。他在题跋中所提及的魏道辅是指北宋时期的魏泰，道辅是其字。《明一统志》卷六十载：

魏泰，襄阳人。崇观间，章惇欲官之，竟拂袖还家。[v]

宋代胡仔在其所撰写的《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也载：

《桐江诗话》云：“魏道辅泰，襄阳人，元佑名士也。与王介甫兄弟最相厚□。[vi]

可见，魏泰是北宋时期擅长诗文的名士，与黄庭坚、王安石等人都有诗文往来。翁方纲在题跋中称《十七帖》有魏道辅本，并称其所藏本也阙中间三帖，究竟阙了哪三帖，因魏道辅藏本很少有文献记载而难以进一步考证，而根据蒋氏藏本《十七帖》后蔡之定的题跋可知，魏泰藏本被蔡之定家藏。

而翁方纲题跋中所提及的云间顾氏本是指顾从义藏本。

顾从义（1523-1588），字汝和，因得米元章砚，自号砚山，上海人，为明代书法家、藏书家。顾从义尤爱法帖，家藏有宋拓本《淳化阁帖》，也有人称顾从义曾向潘允亮借用南宋贾似道藏本《淳化阁帖》，并请文徵明父子摹刻，刊印有《顾氏淳化阁帖》十卷。顾从义的兄长顾从德也是明代时期的收藏家，尤其在收集古印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曾著有《印薮》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有这样的记载：

《印薮》六卷（编修江如藻家藏本），明顾从德撰，从德，字汝修，上海人。是编搜罗古印摹刻成谱。[1]

明代祝世禄在《梁千秋印隽·序》中对顾从德在收集古印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为遗余力，印传宇内。”但对于顾从义所收藏的《十七帖》，目前缺少更为详实的文献记载和实物流传，很难对其版本的优劣等相关情况作进一步考证。

根据文徵明题跋的款识时间为“嘉靖乙酉八月十八日”，翁方纲在题跋认为，“嘉靖乙酉，时衡山官翰林待诏，居京师，年五十六也。”据《文徵明年谱》记载，文徵明于嘉靖二年乙酉（1523）被李充嗣举荐入朝，是年闰四月初六日授翰林院待诏，于嘉靖五年丙戌乞归获准，十月十日离京归吴门。可知，文徵明题跋《蒋伯宣藏十七帖》时还在京城担任翰林院待诏一职。而此时，蒋伯宣正在京城任御史。[vii]蒋伯宣是指蒋诏，伯宣是其字。《福建通志》和《江南通志》只记载他是吴县人。而康熙本《具区志》卷十二《科目·进士》载：“蒋诏，字伯宣，洞庭山人。正德癸酉举人，辛巳进士，工部虞衡司郎中。”而民国本《吴县志》卷十一《选举表·进士》武宗十六年杨维聪榜载：“蒋诏，伯宣，官御史，辰州知府。”[viii]据文徵明所撰《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状》记载，毛珵的长子毛锡朋娶文徵明叔父的女儿（文徵明堂妹）为妻，而毛珵的女儿嫁给蒋伯宣的儿子蒋廷光为妻。[ix]可见，文徵明和蒋伯宣不仅同朝为官，两家还有姻连关系。当蒋伯宣把全本宋拓《十七帖》呈现在文徵明眼前时，文徵明自然格外珍惜，不仅用朱砂小楷为该帖释文，（图4）还用小楷题跋其后。

图4

翁方纲在题跋中认为“衡山先生逐字小楷朱书，释于其旁，端劲秀雅，与帖相称，允为善本矣。”并指出“帖内释文，惟《清晏帖》次行首一字，诸家作“出”，此释作“使”，恐是偶误，当以‘出’为定耳。”今考文徵明题跋蒋氏藏本《十七帖》，文徵明将“又所出”之“出”释为“使”，的确有误，可见翁方纲治学之精细非比寻常。

三、伊秉绶题跋考论

伊秉绶题跋原文如下：（图5）

乾隆庚子岁，毅堂先生官京师，时乡人得此帖，弗之宝，先生以石田画易之。及归田以授从子伯临，予尝见之。伯临既钩摹上石，即复改卷为册，重装于京师。嘉庆（九年），岁次甲子，十月初五日，宣南坊寓斋汀州伊秉绶记。

图5

伊秉绶（1754-1815），字祖似，号墨卿，晚号默庵，福建宁化（汀洲）人，故人又称“伊汀洲”，清代著名书法家。据《清史稿·循吏三》载：伊秉绶“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嘉庆三年，出为广东惠州知府。”[x]伊秉绶此段题跋的落款时间因“嘉庆”后有两字已不清晰，根据“岁次甲子”来判断，“嘉庆”后残缺的两字应该是“九年”，即嘉庆九年。嘉庆十年，扬州发大水，两江总督铁保举荐伊秉绶前往南河、高邮等地勘察灾情，不久被授予扬州知府。从伊秉绶题跋款识为“嘉庆九年，岁次甲子，十月初五日，宣南坊寓斋”等字眼来看，此时，伊秉绶应该还在惠州任知府。伊秉绶题跋《蒋伯宣藏十七帖》的时间与翁方纲题跋是同一年，而伊秉绶是在十月初五题跋，而翁方纲题跋是在十月十日，从落款时间来看，伊秉绶题跋早于翁方纲五天。但潘伯临在钩摹上石后装池成册时，却将翁方纲的题跋装在伊秉绶题跋之前，估计是考虑到翁方纲年长于伊秉绶的缘故。

伊秉绶在题跋中提及的毅堂是指潘有为。潘有为（1744-1821），字卓臣，一字毅堂。也有学者称毅堂是其号，且另号应麟。乾隆三十三年（1768），潘有为以优行入国子监，三十五年（1770）顺天乡试中式，三十七年（1772）中进士，官内阁中书，曾奉命总校《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奔父丧南归，自此不复出。嘉庆九年（1804）,援例候选道，加盐使司衔，不赴。优游林下者三十余年。专事搜罗古钱、古印、书画、鼎彝等珍藏，首开羊城鉴藏文物珍品风气之先，在乾隆年间成为“岭南鉴藏家之魁首”。

伊秉绶题跋中说乾隆庚子（1780）岁，毅堂先生还在京师为官，那时潘有为应该正在担任内阁中书，并负责校勘《四库全书》。正是在这一年，潘有为的同乡人得到了《蒋伯宣藏十七帖》，潘有为用沈周的画交换而收藏此帖，归隐广东后，他又将此帖授与了从子潘伯临。潘有为是潘伯临的二伯父，而潘伯临是指潘正亨（1779-1837），字伯临，号荷衢，广东番禺人。据《番禺县志》载：

（潘有为）从子正亨，字伯临，县贡生。捐刑部员外郎，负用世志，遇事能见其大。[xi]

    潘伯临得到《蒋伯宣藏十七帖》后，异常珍惜，他曾经请人钩摹上石重刻，他重刻时所请的刻工应该就是谢兰生在帖后题跋中提及的兄长谢青岩，谢青岩以精刻而闻名，所摹刻的作品不差毫厘。潘伯临重刻了《十七帖》后，又在京师改卷成册，重新装裱。伊秉绶、翁方纲等人题跋时，应该是装裱成册以后。

四、蔡之定、吴荣光、谢兰生等人题跋考论

蔡之定题跋原文如下：（图6）

余所见《宋榻十七帖》凡四本，余家藏一本，即魏泰本。最胜者，江右彭生所收，后有沈毅堂志祖跋，二十八帖全，点画波磔亦有异趣。此刻沉着古拙，足与之抗。衡山先生鉴赏不谬也。嘉庆乙丑暮春之初，西吴蔡之定观题。

图6

蔡之定（1745-1830），字麟昭，号生甫，晚号积谷山人，湖州德清人。蔡之定擅长书法，与当时的翁方纲、刘墉和铁保号称四大书家。蔡之定题跋《蒋伯宣藏十七帖》的时间是嘉庆乙丑暮春之初，即1805年。从蔡之定的题跋可知，翁方纲题跋中所提及的魏泰本《十七帖》在嘉庆年间被蔡之定家收藏。而且，蔡之定见过四本不同类型的《宋搨十七帖》，他认为最好的版本是江右彭生所收藏的那本，后面还有沈志祖的题跋。蔡之定在题跋中提及的沈毅堂志祖是指沈志祖。沈志祖字学基，号毅斋，浙江湖州人。但蔡之定在题跋中称沈志祖为毅堂先生，而沈志祖号毅斋，不知是蔡之定的笔误，还是的毅斋也可以称为毅堂，需要进一步考证。

江右彭生是指谁，难以考证。蔡之定认为《潘伯临藏十七帖》与他见过的江右彭生藏本都是二十八帖齐全，点画波磔有异趣，而且蒋氏藏本沉着古拙，足可以与彭生藏本抗衡。

吴荣光在《潘伯临藏十七帖》后有两则题跋，其一云：（图7）

此帖余先得重刻本于谢澧浦庶常，比伯临比部来都下出真本相示，虚朗雄健，如邢太仆所云：“若向右军挹指腕而对眉宇者。”借玩三月，颇有悟入处，□□贶益，妙墨因缘，书此志幸。乙丑十月念有二日，吴荣光记于可菴。

又云：

嘉庆丁卯，伯临复携此帖来都门，戊辰正月十二日，再借观于可菴，吴荣光识。

图7

吴荣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菴，别署拜经老人、白云山人，广东南海人。从吴荣光的两则题跋可知，吴荣光首次题跋的时间与蔡之定题跋是在同一年，都是嘉庆乙丑，即1805年，而吴荣光第二次题跋的时间是在戊辰（1808年）正月十二日，两次题跋的时间相隔三年。

吴荣光题跋中所提及的“谢澧浦”是指谢兰生。谢兰生（1760-1831），字佩士，号澧浦、里甫、理道人，广东南海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羊城书院掌教。从吴荣光的题跋可知，他最先看到的是谢兰生给他的重刻本，而看到《潘伯临藏十七帖》真本时，他激动不已，借完了三个月，在贴后题跋是记载一段妙墨因缘，当三年之后再次见到时，又写了题记。而谢兰生在题跋这样记载：（图8）

重刻本乃吾兄青岩从此本双钩填廓入石，笔力圆正浑厚，视此十得八九。吾兄究心六书，所摹秦汉印章数百颗，不爽毫发，于此帖亦点画不肯放过，凡两阅月始蒇事，佐之者康氏二酉云。嘉庆丙寅长至日，南海谢兰生识于丽泽轩。

图8

从谢兰生的题跋可知，他兄长谢青岩曾经用了两个月的将《潘伯临藏十七帖》双钩填廓摹刻入石。谢青岩是当时的刻帖高手，他所摹刻的《十七帖》与真本相比，谢兰生认为“笔力圆正浑厚，视此十得八九。”

五、杨振麟、杨庆麟、陈其锟等人的题跋考论

杨振麟题跋云：（图9）

右《十七帖》，波磔生峭，笔力雄劲，真宋拓也。嘉庆甲子，余在都下与伯临定交，每借摹之，今官岭南，复展此帖，殆墨缘也。回忆京华事，如昨日流光，弹指已三十年矣，爰书数行以识岁月之感云。道光癸巳五月，杨振麟跋于粤东臬署之吾未信斋。

图9

据《枢垣记略》所载：

杨振麟，字桂山，顺天宛平人。嘉庆辛酉拔贡。十六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陕西布政使。[xii]

《枢垣记略》是清代嘉庆朝军机章京梁章钜编的有关军机处的史料集，共十六卷，后来朱智又对其进行增补，总数为二十八卷。《枢垣纪略》只是简单地记载了杨振麟出生与从政情况。其实，杨振麟还工书法，尤其擅长行楷书，是嘉庆道光年间很有名的书法家。从他为《潘伯临藏十七帖》的题跋就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水平绝非一般。杨振麟在题跋中认为该帖“波磔生峭，笔力雄劲，真宋拓也。”这种鉴定法帖版本真伪的方法与文徵明有点类似，主要看法帖作品的风貌，这应该是书法行家的鉴定方法。同时，从杨振麟的题跋也可得知，早在嘉庆甲子（1804），他就和潘伯临交往，并经常从伯临处借得《十七帖》临摹学习。杨振麟于嘉庆辛酉（1801）中拔贡，说明他在嘉庆甲子年间借摹《十七帖》时他正在京城做官。杨振麟自嘉庆十六年十月刑部主事入直后，先后任广东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兼布政使、陕西布政使等职，所以，他在题跋中所说“今官岭南”，应该是他在广东担任按察使时再一次看到了潘伯临所藏《十七帖》，那时已经是道光癸巳（1833）五月，正好时隔三十年。

而杨庆麟在伯临藏本《十七帖》的题跋中写道：（图10）

此世所称“勅”字馆本也，唐刻宋墨兼得，衡山先生精楷注释，诚为希世之珍。光绪丁丑八月，杨庆麟拜观敬识。

图10

杨庆麟，字振甫，江苏吴江人，道光庚戌翰林，官广东布政使。他的父亲杨澥以刻竹和治印而闻名。杨庆麟能秉承家学，善印能画，且收藏颇富，专贮书画金石古玩。杨庆麟也是因为在广东任布政使一职，才有机会见到潘伯临所藏《十七帖》并题跋。他在题跋中认为该《十七帖》是具有“勅”字的馆本，并有文徵明的精楷注释，是稀世之宝。

值得一提是陈其锟的题跋，（图10）他认为潘伯临藏本《十七帖》中的三个“彼”字、一个“政”字和一个“之”字的末捺都采用章草的写法。他在题跋中这样写道：

此帖三“彼”字、一“政”字、一“之”字，末捺皆用章草法，含颖不露，足正重刻诸本之失。道光戊申秋借观于百三十有六兰亭室，陈其锟记。

王羲之的《十七帖》中原本就带有很浓的章草笔法，今考陈其锟所言，的确在理。他认为伯临藏本中“彼”、“政”、“之”等字的末捺因为采用章草写法，所以“含颖不露，足正重刻诸本之失。”从陈其锟的题跋也可得知这样的信息，很多《十七帖》的重刻本，可以没有注意到其中章草的笔法，将“彼”字等捺脚刻得锋芒太露。同时也说明，伯临藏本因为是精刻，原本地保留了王羲之草书的风貌。

注：本文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报告《文徵明书法题跋考论》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