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驱车前往江西/九江的路上，窗外的秋色异常寂寥而浓郁，明艳的阳光灿若奶脂，铺洒在两百多公里的大道两旁，令人时不时想停下车来，站在秋风中驻望那一面面呈怀抱状的原野。  进了黄梅县境 往南过长江， 就进入了九江=柴桑=江州=浔阳 的地界。但相比“九江”这个称谓，人们更喜欢“浔阳”这个地名，只要一提到“浔阳”，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出一帧帧古朴的画面：一个个青衫客在这片开阔的大地上游荡，往来，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前赴后继，为这片神奇的山水撰写刻录着锦绣文章？

“谁肯湓浦头，回眼看修竹。”这是白居易在贬谪此地时，从南国茂盛的竹影身上获得的人生启迪，而正是在这样的顾盼之间，生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并不是为悲苦而生，而是为了从悲苦的渊薮里获得生命的韧性力量。  唐元和十年（815年），身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宰相元衡被刺事件，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漩涡之中。表明上看来，这是因为位居闲职的白居易越级上书，破坏了言官规制，实则是他平素经常上奏指摘弊政，遭到了权臣嫉恨的结果。白居易因此被贬往江州，担任司马闲职。这一年他44岁，而他的人生也由此分成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半程。  在江州的三年多时间里，可以说是白居易真正成为唐代最重要的大诗人之一的时期：他写出了人生中最杰出的诗篇《琵琶行》，完成了重要的诗学文论《与元九书》，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观念。

失意反而造就了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在从长安前往江州的途中，他写了一首题为《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的五律，其中有：“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也就是说，诗人在颠沛的马车上反复阅读李白、杜甫之后，意识到，仕途上的受挫极有可能是某种天启，而他真正需要的是写出人间好诗。自古中国文人大多具有这样一种绝处逢生的能力，处处碰壁，才会惊觉过来，发现自己活在世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诗人。而正是这个或隐或现的身份，在绝望中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活力。穷途末路的尽头才可能是诗歌诞生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绝处逢生的志念，催生出了庸常生命中的一朵朵灿烂之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一首最能体现白居易在浔阳生活状态的闲情闲趣之诗——《大林寺桃花》。从这首诗里，明显感受到他在江州的生活已经与他前期的生活大不相同，早年的济世忧民情结，悄然地被日常生活中的美景和慎独所取代，诗人开始沉迷于“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状态里。如果我们继续深究这其中的变化因子，就不难发现，它除了与江州美好的风物有关之外，还与另外一个前辈大诗人在江州留下的精神遗产有关。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

在陶渊明去世四百多年后，白居易曾专程到访过陶渊明故居柴桑，面对这位心存“素志”的诗人，他写下了《访陶公旧宅》：“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陶公“高山仰止”般的钦慕，而且对陶渊明不慕权贵，诚实守护自我内心的行为，表达出了深深的敬意。陶渊明之于柴桑，或浔阳，或江州，完全可以视为某种精神理想的化身。“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理念，无疑对白居易原有的人生观带来过巨大的冲击。如果说，早期的白居易还一直以杜甫为榜样，充满了济世的情怀和宏愿，那么，在遭受宦海巨浪的没顶之灾后，他就转而推崇陶渊明了。白居易此间写出《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中有“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嗟嗟群物中，而人独不然”之句，说明他已经在认真思考人之为人的要义；还有“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之语，更进一步说明，他在这里已然找到了摆脱名利束缚的生活方式。陶渊明超然世外的人生态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白居易。 

当车过鄱阳湖大桥时，探头看向窗外。夕光照耀着湖面，一块巨大的江心沙洲完全显露出了水面。作为数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长江边的人，忽有所感：逐水而居的人类其实与生活在水中的鱼类并无二致，都需要水的滋养，只不过，人类还能将被动的滋养化为主动浇灌的力量，赋予其他生命以光彩。而文学尤其是诗歌，正是这样一种连绵不绝的浇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