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

诗的起源（上）

像其他文学一样，汉诗也是一条长河；《诗经》是汉诗这条长河的源头，在它长长的流程中，生发出许多诗歌形式，如乐府、古诗、近体诗（即格律诗，相对于古诗的“旧体”而言）、词、曲、新诗（即白话诗）等等，丰富了我国诗的宝库。这么说，格律诗是在汉诗这条长河的中游部分，它有上源，也有下游。最下游的是新诗，新诗之后，还会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出更新的诗体。科学发展观是不设最后阶段的。

《从》论把一千多年前唐格律诗作为不再发展的诗种来宣扬，胡说什么高科技时代“但格律诗仍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和不可替代” 。这不是说格律诗达到顶点了，不再发展了吗？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理念的。一位哲人说：“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东西，只有一个永恒的原理，就是永恒的发展。” 发展才是永恒的。你怎么给“诗”这个大家族，设了最后阶段呢？它从此不就断子绝孙了吗？

《诗经》是汉诗的源头，虽然没有格律诗那么令人如痴如醉，恰是《从》文所说：“古诗并不等于格律诗------《诗经》就不是格律诗” 。但是，它是“诗”这个家族的老祖宗，不可怠慢了。纵论诗的起源，就应认真从《诗经》这个源头说起。

《诗经》——“诗三百”，采自民间歌谣的“国风”居首位，占了大半篇幅，后人最记得的是“关睢”、“硕鼠”等篇。显然这是反映当时自由的风土民情和反抗压迫剥削的。上层士大夫所作的朝廷之乐“雅” 、“颂” ，就不是下层老百姓的语境了，而是反映上流社会奴隶主的立场。比如“大雅·瞻卬”篇写道：“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你覆夺之。”这里“民人”指的是农奴，在奴隶主眼中田地与奴隶都是他的财产，可并列在一起来说。这首诗，反映了奴隶主之间为他们的财产——田地和奴隶，而争权夺利。这种事在民间是不会有的，更不会反映在民歌里，显然是出自士大夫文人手笔的作品。这就是说，《诗经》里的诗篇，大多是采自民间，有些则是上层人士修改过的或自己写的，反映了上流社会的事情。也就是说，能作为诗的源头，并发展下去的，只能是采自民间的有生命力的诗。

在形式上，《诗经》的主体是四言的，但为内容表达所需，也有个别句子用了三字句、五字或六字的句子。比如“国风·黍离” 篇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第一句式只有三个字。至于全诗句子的结构就更是不拘一格，主要根据内容来决定。说明当时人做诗虽然以四言为主，但句子的数量不限，很宽松，不是“一板正经”的。唐代李、杜的许多名篇如《蜀道难》、《将进酒》、《兵车行》、《丽人行》以及“三吏三别”等篇，都是沿袭着这种宽松自由的方法来写的。这类诗，后被选编者列为七言乐府类。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当然也做格律诗，如杜甫的五言律诗《春望》，每一句都是大家所熟记的名句，但正如他所说“老来渐于诗律细”。说明了就是他这样唐代第一诗人，也要经过长期体会，到老了，诗律的运用才能逐渐精细，不是很容易掌握好的。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有人还说它不合格律的辙呢。

这事说明，上古时代的诗歌采自于民间，比较宽松自由，后来被士大夫文人配上音乐节拍加以格律化，好比封建时代女子缠足，按当时的审美观觉得很美，文人笔下有“三寸金莲”之美称。这是人类发展中的亚文化现象，我们对此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但是，如果现今还有人迷恋“三寸金莲” ，那就背时了。事同此理，文学艺术上的事也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在发展着的，从声带发出来的语言声音，也是在发展着的。那么，两千多年前《诗经》朗诵的声调如何？是无从考证了。但我们从书面得知，其音节在句式结构中多是四言（四字句）的。到了春秋后期四言诗就开始动摇了，民间歌谣又率先向五言（五字句）发展了。这肯定与社会语言的发展有关。五言诗句到了汉代初就很普遍了，汉武帝仿周代采风的旧例设乐府机构，广采民间歌诗，令大音乐家李延年做谐音律的官。这样，采自民间并经过乐府官方改造和谱曲的诗，就取名“乐府” 。由于乐府歌诗是每句五言而全诗不限句数，与以后的汉魏间所形成的五言古诗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历史上也称乐府歌诗为 “五言古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西汉文学篇）。

乐府歌诗（五言古诗）虽是乐府机构提倡的诗体，但它原是采自于民间，还保留着民歌的色彩，形式上比较自由，不加什么约束，怎么顺口就怎么写下来。正如近代革新派诗人黄遵宪反对八股取士制度所写下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意思是说，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下来，过去的制度怎么能约束着我呢？

一切事物在发展中总会有阻力，汉诗由“四言”发展到“五言”，竟花去了四百余年漫长岁月。到了汉代中期，上层士大夫文人仍拘泥于四言旧体，以为五言新体诗欠雅，不愿改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设乐府向民间采风，实际上等于提倡五言新体。可见在诗歌的发展上，士大夫文人是滞后于民间的，每次诗体的创新发展无不来自于民间。因而，说《诗经》是汉诗的源头，不如说民间歌谣是汉诗的源头更为确切。

被《从》文誉为“国粹”的格律诗，就是在格律化了的五言古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发展到能表达更丰富内容的七言律诗。唐贞观之治，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士大夫阶层悠闲享乐纵情声色，讲究起声调韵律来了，写了诗先让歌伎传唱。所以其时有养歌伎风气，有官办的官伎，也有士大夫私家养的家伎。这种风气必然反映到可供歌唱的诗作上。有闲的上层人士，在诗的声律上倾注了极大精力，于是格律诗就在这太平安乐的盛世成熟了。又由于唐朝延用前朝隋的科举取士制度，格律诗就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明、清以后才改用八股取士），遂成为谋取禄利的敲门砖。致使唐文人几乎无不是诗人，因而唐朝涌现了大批量的诗人与诗篇，造成了唐诗的顶盛时期，也给我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不一定都是按善良人们的情理发展的。

格律诗像盛唐的牡丹花灿烂辉煌，领数百年之风骚，而时至今日还有人为之着迷呢。且用鲁迅当年对国宝京戏的评论，来解读这个现象吧。

鲁迅认为：京戏是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它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它当时所做的戏是俗的，甚至于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它的艺术是来自于民间，属于人民大众的，后来被士大夫文人篡改了，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来唱；唱戏的人，先前是他做戏，这时是戏为他而做。这样，雅是雅了，但多数人听不懂，还以为自己不配听。这戏，成为上流社会所专有的了。现在还捧为国宝，谁也不能否定它，它还有势力。

当年，国人这般对京戏如痴如醉，但在鲁迅眼中，这是审美的畸形和变态，引起了警惕。所以才有上面对京戏的评论。笔者以为这样的评论，也是适合于其他文学与艺术的。

格律诗的源头是《诗经》、是乐府古诗，它们的源头又都是采自民间歌谣的。因此说，格律诗也算是个“由俗变雅的典型” 。

2004年6月8日

                 200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