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紫藤室笔记—18
稗史的价值
——记者采访王映霞提到抢救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笔记这种文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了，它始自魏晋，盛行于宋。如《梦溪笔谈》、《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以及近代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等，都是笔记文集的珍品，文史上称之为笔记小说，因为说的是历史上的故事，所以又有“稗史”或“野史”之称。稗史者小民小事之史也，野史者乃私人而非官方编的历史也。此类故事多以简短的篇幅记述某些人士亲历、亲见、亲闻的轶事掌故、琐闻杂忆，又有作者简要的议论，甚得读书界的青睐。鲁迅曾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我的旧书堆里多有这类野史书籍，看完之后也舍不得丢弃，更因为书中的空白处，还有阅读时随手写下的心得，或是夹着哪个报刊上剪下相关的资料，算是自个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吧。日久之后再翻出来看看，是很有趣味的，也加深了理解。
旧书堆里有一本王映霞的《半生杂忆》，也属这类笔记稗史的杂书，是十几年前买来读过的。今年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格外冷清，寂寞中又随手摸出这本书来解闷。这回读之，又有新的领悟。那完全是自己又经历了这十几年的人生，否则就不可能读出新味来。所谓“温故知新”，首先是自己有了新的生活体验。
王映霞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名人郁达夫的夫人，她亲历了当年文坛名人的生活琐事，也见证了些历史事件。她身上埋藏着多少值得追怀的往事？
据王映霞的《半生杂忆》回忆，在上海时，郁达夫的衣食住行中只讲究“食”，别的都极为节约从简。有一次，胡适之请客，他也是穿着布衣去，连出租汽车都舍不得坐。每月家用200银洋，吃却占去了一大半。他俩人成家后，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家来，由于他精于饭食，也常邀文化界朋友到家吃饭，鲁迅、田汉、丁玲、沈从文等上海文坛名士都是常客，尤其是姚蓬子，一日三餐都来，成了名符其实的郁家食客。
说是鲁迅那首著名的律诗《自嘲》原有个跋，跋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这是说有一次在郁家高朋满座的筵席间，主人笑对鲁迅说：“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这句打趣的话，几天后就成了鲁迅述怀之作《自嘲》的首联第一句“运交华盖欲何求”。之所以有“偷得半联”之说，并引出了此诗颈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抒发了对敌人刻骨仇恨，对人民鞠躬尽瘁的感情，成了传世名句，激励着多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之路。这是文坛上多么有趣的事啊！他们都是“左联”成员，可见当年他们的战斗友谊多么深厚。
《半生杂忆》书中还留有读者眉批多处。在93岁著名老报人郑逸梅所作序的空白处，就有几句眉批曰：
作序者由一柄投赠的褶扇，引出了雷峰塔，引出了南社诗人，引出了王映霞和郁达夫半途相弃的婚姻，又引出了遭际相似的《蒋碧薇回忆录》作比。看来这练达的文化人婚姻生活，也是那么不文静。我们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这不是个案，这是那时代颓废之情，反映在这些文人身上的。
1993年春购于夫子庙
显然，当时是冲着这传奇的闻人轶事买下这本书的。还有一眉批，是写在书后王映霞与郁达夫互致的书简处：
郁达夫是“五四”运动中重要作家，有那年代文人的气质与才华，海量与疯狂，而在家庭生活上常失去理性。王映霞是乱世丽人，外秀内刚，是女中强人，连对自己的良人也不肯示弱。是以，两人邂逅结合，恩恩怨怨十二年，离异后各奔东西，仅留下西子湖畔一座两人共筑的“风雨茅庐”，向人诉说着那忧患年代主人的艰难人生。
郁达夫竟把夫妇间不愉快的事，写了些诗词或信件，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实在有些过分。连最亲近的朋友对他这一举动也感到不可理解。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曾写出了对他的看法：
“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
这是否与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一样，带有过多的忧郁、感伤情调和沉沦、颓废色彩。他的代表作《沉沦》以及后来写的更加消极低沉的、大胆暴露丑陋阴暗面的《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秋柳》等作品，就活脱脱地流露出他自己生活中颓废的精神面貌，正如他在艺术主张上所说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的这些作品中，确实也有他自己的形象。
1940年，他俩离异之后，王映霞另适他人，郁达夫却于1945年9月，被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宪兵枪杀于南洋苏门答腊。一代文曲星陨落了。
晚年的王映霞生活安定，她有较宽容的时间来写她的自传，其中有句话说：
“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这是她从数十年备尝艰辛的人生中历练出来的。
繁华落尽了，她也只能借“回忆”的这个时间隧道，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岁月，在脑子里来重现往日的生活画面。这时候，爱与恨、苦与乐，已经分不开了，模糊不清了，感到都是那么可亲，那么怀念。
虽然《半生杂忆》忆的多是私人生活琐事，诉说着中国文人三十年代离乱生活，与那说不清的儿女情长情短。但书中也曾谈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比如书中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五年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
郁到东京后，去看了老郭三次，还请他吃了饭。而且也去看许世英大使。这些，都是为郭在一九三七年的回国作了准备，部署了一切。
郁于十一月间由东京回国，郭来送别，郁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郭沫若在东京车站上送郁达夫时亦有诗相赠，诗曰：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次年春末夏初，郭回国了。这一件事，在郭所写的文章从未提到，不知何故。
郭沫若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确是也没提到这件事，只是谈到由上海撤到香港时遇到郁风，才提到郁达夫的名字，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这时郁达夫已被害几年了，郭沫若是不忍提到这件伤心事吧。但这两首唱和的诗，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现今郭沫若也不在了，这就更显其珍贵了。后世编史者，可作为史料使用。
《半生杂忆》中夹着一张发黄的剪报，不记得何时从何报刊剪下的，是一篇沈栖写的游记《“风雨茅庐”寻踪》，夹叙夹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郁达夫由一名“五四”新文学斗士，走向名士的路上去了。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有了身份和地位，就贪图安逸享受，少了斗志。他自云：“丧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想避开政治上的“风雨”，在“茅庐”中“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遂想迁居杭州以逃避现实斗争。他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上海动此念头时，鲁迅曾极力劝阻他，还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也没阻住他。可是“风雨茅庐”在杭州落成后，他并没有享受几天。因建屋而负债累累的郁达夫，为还债，离妻别子，到福建当上一名参议闲差，赚一些固定的收入。由此还引来了他夫妻生嫌，终至极不愉快地离异。他俩在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杭州沦陷后，他再也没有在“风雨茅庐”留下过脚印，直至他遇害南洋。
书中还夹着1999年4月28日
人民日报“人在夕阳”专栏的剪报，距我购此书已是7个年头了。是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的采访录，报头起了个颇能吸引人的标题《王映霞：迟暮之美》，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九十有二了，只在病榻上度余日，依稀想到当年的事，要么沉睡，要么沉默地打量自己，已经没有气力将她深藏心中的往事告之后人了。
记者遂在这篇采访录的结尾，用下面的话，慨叹这次遗憾的采访曰：
“离开王映霞，我一直想着：若是早两个月来，或还能和她谈谈往事？
这样的老人，正在日渐凋零，他们了解的历史，可能会随他们一同逝去。常常听到‘抢救文物’之说。其实，应该抢救的，还有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这位记者通过这次对历史老人的采访，也认识到这类“稗史”的价值，并提出要像抢救文物一样抢救它。这是个很好的动议。
杨殷平
一<br>紫藤室笔记—18<br><br><br>稗史的价值<br><br>——记者采访王映霞提到抢救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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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室笔记—18
稗史的价值
——记者采访王映霞提到抢救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笔记这种文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了，它始自魏晋，盛行于宋。如《梦溪笔谈》、《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以及近代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等，都是笔记文集的珍品，文史上称之为笔记小说，因为说的是历史上的故事，所以又有“稗史”或“野史”之称。稗史者小民小事之史也，野史者乃私人而非官方编的历史也。此类故事多以简短的篇幅记述某些人士亲历、亲见、亲闻的轶事掌故、琐闻杂忆，又有作者简要的议论，甚得读书界的青睐。鲁迅曾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我的旧书堆里多有这类野史书籍，看完之后也舍不得丢弃，更因为书中的空白处，还有阅读时随手写下的心得，或是夹着哪个报刊上剪下相关的资料，算是自个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吧。日久之后再翻出来看看，是很有趣味的，也加深了理解。
旧书堆里有一本王映霞的《半生杂忆》，也属这类笔记稗史的杂书，是十几年前买来读过的。今年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格外冷清，寂寞中又随手摸出这本书来解闷。这回读之，又有新的领悟。那完全是自己又经历了这十几年的人生，否则就不可能读出新味来。所谓“温故知新”，首先是自己有了新的生活体验。
王映霞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名人郁达夫的夫人，她亲历了当年文坛名人的生活琐事，也见证了些历史事件。她身上埋藏着多少值得追怀的往事？
据王映霞的《半生杂忆》回忆，在上海时，郁达夫的衣食住行中只讲究“食”，别的都极为节约从简。有一次，胡适之请客，他也是穿着布衣去，连出租汽车都舍不得坐。每月家用200银洋，吃却占去了一大半。他俩人成家后，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家来，由于他精于饭食，也常邀文化界朋友到家吃饭，鲁迅、田汉、丁玲、沈从文等上海文坛名士都是常客，尤其是姚蓬子，一日三餐都来，成了名符其实的郁家食客。
说是鲁迅那首著名的律诗《自嘲》原有个跋，跋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这是说有一次在郁家高朋满座的筵席间，主人笑对鲁迅说：“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这句打趣的话，几天后就成了鲁迅述怀之作《自嘲》的首联第一句“运交华盖欲何求”。之所以有“偷得半联”之说，并引出了此诗颈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抒发了对敌人刻骨仇恨，对人民鞠躬尽瘁的感情，成了传世名句，激励着多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之路。这是文坛上多么有趣的事啊！他们都是“左联”成员，可见当年他们的战斗友谊多么深厚。
《半生杂忆》书中还留有读者眉批多处。在93岁著名老报人郑逸梅所作序的空白处，就有几句眉批曰：
作序者由一柄投赠的褶扇，引出了雷峰塔，引出了南社诗人，引出了王映霞和郁达夫半途相弃的婚姻，又引出了遭际相似的《蒋碧薇回忆录》作比。看来这练达的文化人婚姻生活，也是那么不文静。我们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这不是个案，这是那时代颓废之情，反映在这些文人身上的。
1993年春购于夫子庙
显然，当时是冲着这传奇的闻人轶事买下这本书的。还有一眉批，是写在书后王映霞与郁达夫互致的书简处：
郁达夫是“五四”运动中重要作家，有那年代文人的气质与才华，海量与疯狂，而在家庭生活上常失去理性。王映霞是乱世丽人，外秀内刚，是女中强人，连对自己的良人也不肯示弱。是以，两人邂逅结合，恩恩怨怨十二年，离异后各奔东西，仅留下西子湖畔一座两人共筑的“风雨茅庐”，向人诉说着那忧患年代主人的艰难人生。
郁达夫竟把夫妇间不愉快的事，写了些诗词或信件，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实在有些过分。连最亲近的朋友对他这一举动也感到不可理解。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曾写出了对他的看法：
“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
这是否与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一样，带有过多的忧郁、感伤情调和沉沦、颓废色彩。他的代表作《沉沦》以及后来写的更加消极低沉的、大胆暴露丑陋阴暗面的《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秋柳》等作品，就活脱脱地流露出他自己生活中颓废的精神面貌，正如他在艺术主张上所说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的这些作品中，确实也有他自己的形象。
1940年，他俩离异之后，王映霞另适他人，郁达夫却于1945年9月，被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宪兵枪杀于南洋苏门答腊。一代文曲星陨落了。
晚年的王映霞生活安定，她有较宽容的时间来写她的自传，其中有句话说：
“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这是她从数十年备尝艰辛的人生中历练出来的。
繁华落尽了，她也只能借“回忆”的这个时间隧道，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岁月，在脑子里来重现往日的生活画面。这时候，爱与恨、苦与乐，已经分不开了，模糊不清了，感到都是那么可亲，那么怀念。
虽然《半生杂忆》忆的多是私人生活琐事，诉说着中国文人三十年代离乱生活，与那说不清的儿女情长情短。但书中也曾谈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比如书中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五年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电文的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
郁到东京后，去看了老郭三次，还请他吃了饭。而且也去看许世英大使。这些，都是为郭在一九三七年的回国作了准备，部署了一切。
郁于十一月间由东京回国，郭来送别，郁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却望云仙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郭沫若在东京车站上送郁达夫时亦有诗相赠，诗曰：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次年春末夏初，郭回国了。这一件事，在郭所写的文章从未提到，不知何故。
郭沫若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确是也没提到这件事，只是谈到由上海撤到香港时遇到郁风，才提到郁达夫的名字，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这时郁达夫已被害几年了，郭沫若是不忍提到这件伤心事吧。但这两首唱和的诗，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现今郭沫若也不在了，这就更显其珍贵了。后世编史者，可作为史料使用。
《半生杂忆》中夹着一张发黄的剪报，不记得何时从何报刊剪下的，是一篇沈栖写的游记《“风雨茅庐”寻踪》，夹叙夹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郁达夫由一名“五四”新文学斗士，走向名士的路上去了。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有了身份和地位，就贪图安逸享受，少了斗志。他自云：“丧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想避开政治上的“风雨”，在“茅庐”中“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遂想迁居杭州以逃避现实斗争。他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上海动此念头时，鲁迅曾极力劝阻他，还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也没阻住他。可是“风雨茅庐”在杭州落成后，他并没有享受几天。因建屋而负债累累的郁达夫，为还债，离妻别子，到福建当上一名参议闲差，赚一些固定的收入。由此还引来了他夫妻生嫌，终至极不愉快地离异。他俩在精神上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杭州沦陷后，他再也没有在“风雨茅庐”留下过脚印，直至他遇害南洋。
书中还夹着1999年4月28日
人民日报“人在夕阳”专栏的剪报，距我购此书已是7个年头了。是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的采访录，报头起了个颇能吸引人的标题《王映霞：迟暮之美》，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九十有二了，只在病榻上度余日，依稀想到当年的事，要么沉睡，要么沉默地打量自己，已经没有气力将她深藏心中的往事告之后人了。
记者遂在这篇采访录的结尾，用下面的话，慨叹这次遗憾的采访曰：
“离开王映霞，我一直想着：若是早两个月来，或还能和她谈谈往事？
这样的老人，正在日渐凋零，他们了解的历史，可能会随他们一同逝去。常常听到‘抢救文物’之说。其实，应该抢救的，还有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这位记者通过这次对历史老人的采访，也认识到这类“稗史”的价值，并提出要像抢救文物一样抢救它。这是个很好的动议。
杨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