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静《病人崔永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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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崔永元
易立静
南方人物周刊对崔永元专访摘录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
“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 “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