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回来后，我应清华和北大新闻和传播学院的邀请，与两校的学生及老师就《西藏一年》交流了创作体会。这是由天路.爱.无极基金会发起的《西藏一年》进入百名高校的活动的开始，在此之前我还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因为这些学生将左右中国的舆论，他们最需要了解西藏。

    学生和老师们都非常积极，提前就把五集片子都看了，而且对片中的人物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朋友，不愧是学传媒的，提问题的方式都很前沿，专门设立一个电话号码，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发到那里。

    站在讲台上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如果是讲专业，我有点班门弄斧。 大学里我学的是历史，从来没有学过怎样拍电视。我记得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开始做纪录片，我就自己是否应该上电影学院学习咨询过一个英国很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他是这样回答我的：“亲爱的，如果你跟我两年还没有学会做纪录片，你最好回家做家庭主妇吧，因为边干边学是最好的方法，尤其是跟着我这样一流的导演。”  

    他很傲气，前提是人家有傲气的资本，才三十多岁，艾美奖就得了两个。但是他不是孤立的。英国广播公司里大多数的编导是牛津、剑桥毕业的，而不是学传媒的学生。在英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电视纪录片导演最重要的素质，其他所有技术上的要求都能在实践中掌握，当然也要有不断的进修，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国家电影电视学院有非常受人欢迎的短期进修课。

    我怎么听起来像是给自己在开脱！不过我确实有点紧张，尤其是回到母校北大，当年我的老师都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家，我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还好，我给自己的命题很简单，就是讲《西藏一年》的拍摄过程以及其中的挑战，有技术上的，但更重要的是独立的思想和谦卑的心态。我认为这是保持影片客观真实并赢得我们所有拍摄人物信任的基础。

    让我欣慰的是，学生们的反应很热烈，提的问题也很尖锐。事后，北大新闻和传播学院徐泓副院长致信说，在她从业界请的一些讲课人中，我算是这两年最理想的一位。这是长辈对我的鼓励和提携 ，我尚需接着努力。

    不过在北大，一个藏族学生递上来的纸条让我保留至今：

    “我是一个藏族大学生，每每看到电视里播放《农奴》时我会因为自己民族的过去而有点伤感，然后会想‘哪个民族的过去不是这样的？干嘛老放这个？政治！’看《西藏一年》时我感到的是一种自豪，即使主人公的生活有些辛酸和无奈。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正在奋斗中充满希望的民族。谢谢书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