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到了那种年龄才会有那种感受，现在我常会想自己的一生，也设想父母在在天国会怎样回顾，评价自己的一生。

   当自己将渡过余生，感慨碌碌无为时，才体会到父母的不凡。小时候总以为自己可以大有作为，很无视父母的经历，以为自己可以更伟大，现在才知道能做到他们那样已经不容易，已经祘出类拔萃，虽说没有人人皆知，也青史留名了。象父亲可以在翻译家词典上有个位置，可成为大陆极少数获得法兰西文学骑士的能有几人？！而我们的母亲出身富贵世家却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秉承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外公和两个革命烈士的兄弟的激情，充满活力而又多才多艺，美丽而善良，是那样出众。特别是她的坚韧和自信，在父亲遭受冤屈时的忠贞和关爱，成为父亲和全家的精神支柱，以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的身份苦苦支撑着一大家的生计，不论父亲只有生活费的极少收入时和全国人民都艰难苦熬时，母亲没让我们吃过苦，她就象老母鸡护佑着我们，为我们奉献了她的一生才华和精力。如果没有我们这么多孩子，没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如果不为陪伴坎坷中的父亲，以母亲的才貌和能力，也许会轻松舒服得多。

    人都说中国的父母是最无私的，为了子女他们可以竭尽全力。也说中国的父母是最惯孩子的，所以子女们也就有很大的依赖思想，现在“啃老族”很多，中国的父母也应该检讨。要想一代胜一代，最重要的不是给子女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而是自力更生的能力。

《中国翻译家辞典》，该书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饭。具体内容如下：孙源（1912— ）

    浙江定海人。原名孙德鑫，笔名王益太等。1931年在上海中法学堂毕业，翌年入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读书，于1933年肄业。1934年赴香港与友人创立香港世界语学会。1935年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学运动，曾主编这方面的书刊，同时加入国际新闻社，其间发表过一些政治时事文章及译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桂林，进文化供应社工作，继后，转到重庆自由法国驻华代表团，充任新闻参赞助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特约记者，不久，因做过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荣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奖状。解放后，来到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局前身）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历任外文出版社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现已离休。

    几十年来，孙源除译、校、审定过大量的各类法文稿外，又从法文译有：《海的沉默》（连载《法国文学》月刊，1945年第1、2、3期），《人质诀别书》（载《法国文学》，1945年第1期），[法]特莉奥兰《伊凡蒂》，[法]爱弗林纳《死亡时期》，《一个爱和平的人》（新群出版社，1946年初版；1950年再版、三版），《海龙王的琵琶》（生活书店，1947年初版;曾再版），《我怎样成为苏维埃代表》（中外出版社，1950年），《阿尼丝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自豪的西班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法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法国工人运动》第1卷（合译，三联书店，1957年）等。

    其实父亲自成右派后,属名的译著就很少了。先是下放劳动两年,根本不可能从事译著,后亏的他的深厚的法文造诣,挽救了自己,父亲回到北京。因中苏论战,为了让中外文同时发布,父亲每一次"几评"发表前都会被接入中南海------当然他事前是不能说的-----但父亲突然出差又不说地点,时间,也没有电话(那时我们院十几户人家,有一部公用电话)，我们就知道了。每次都会去一星期,评论发表了,父亲也就回来了。后来父亲多是翻译政策性文件所以不会属名，而父亲又多是以“中文翻外文”，因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前翻译的那些书经过“文革”也一本没留下来。

    这张照片还是做伴娘的阿姨文革后给父母复制的（我家没有了）图中右面第一是我外公，早年同盟会的会员。左边第一为我祖母。伴郎为上海的一位区长，伴娘为一位教授。后面正中为证婚人，黄兴的侄子，一位早年国民革命军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