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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拉的故事
没去成结松寺,我总觉得心中不爽,于是就开着吉普车开始在结隆乡杂娘草坝子上“肆虐”,把草坝子上的帐篷串了个遍。从此倒也诞生了我的几幅“名作”。
草坝子上有个杂娘村,那是离那座白塔很近的一个村子。村里有游牧人临时搭起来的帐蓬,还有一些牧民住在用草皮和泥坯垒成的房子里。我发现,一双明亮而忧郁的大眼睛时常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她只是那样静静地望着我,眼里没有好奇,没有羡慕,好像什么都没有,纯净得让我不知如何去形容她。我通过扎西班巴的翻译走进了她的生活。
她叫白玛拉姆,大伙都简称她白拉,是一个背后披了宽宽一片辫子的姑娘。起初,我惊异于她一笑时那甜甜的美丽,洁白的牙齿上方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弯月形的眼睛见到陌生人便低垂下来,手中不停地捻着一缕羊毛线。然而,仔细打量,才发现她那漂亮的发辫和破旧不堪的藏袍上没有一件首饰,眼中还分明漾着忧郁。
面对我的镜头,她嘴里不知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脸上略带着羞涩却不回避。一个模样像“一休和尚”的小男孩出现在她身边。男孩长得浓眉大眼,宽而鼓的额头,精巧的鼻子,十分惹人疼爱。再往土屋里看去,竹筐里居然还站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孩子,她这么年轻就有两个孩子了吗?扎西班巴向我们讲述了她的身世:白拉今年25岁,那个大些的孩子5岁,父亲是本村的一个小伙子,现在玉树州上工作,他和白拉相好时已有了自己的家,白拉有了孩子后,他也没有尽父亲的责任,而是一走了之。筐里的小女孩才8个月,父亲虽然就在乡上,但从来不管她们。白拉也有兄弟姐妹,但不知为什么都和她没有来往。
一阵咳嗽声将我们引向屋里。白拉家的里屋躺着她的83岁的爷爷,他患了高原人常见的风湿病和肺病,如今已卧床不起,长年地躺在屋角的地铺上。屋里没有窗户,一盏酥油灯是唯一的光源,这位老人就这样常年在黑暗中躺着。白拉正在给他喂药时,我用闪光灯将其拍摄下来,直等回到北京显影后,我才看清他长得什么模样,那是一个蜷缩在一张羊皮褥子里的苍老的生命,脸上的皱纹蚀刻着岁月的沧桑,但仍能看出这曾经也是结隆乡上的一条“康巴汉子”。岁月如织,多少高原上曾勒缰嘞马、叱诧风云的健壮之驱就这样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渐渐老去、失去神采,直至将五尺之躯做为最后的布施让雄鹰带向天堂。
生命,不过如此。
白拉使我想起1996年,我在北京街头看到的一幅公益宣传画,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名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招贴。画面上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年轻母亲,背上背着一个竹背蒌,背蒌里站立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年轻母亲半回着头,眼睛侧视着身后的孩子,头发零乱,面部表情很痛苦,眼神中充满了无助。虽然这个“工程”后来没了下文,但这幅招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双充盈着泪水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注视着我,注视着那些借她们的境遇发家致富的别有用心的人。我能帮她做些什么呢?当时我便萌发了一个想法,用我的镜头去反映贫困女性的生存状态。
这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母亲”吗?白拉那双忧郁的眼睛一如那张招贴画上的年轻母亲一样的凄苦无助却明亮清澈——令一切龌龊的念头都会在她眼前被荡涤而净的清澈。
那些天里,我每天都到坝子上去看她,努力通过扎西班巴那半生不熟的汉语与白拉沟通,我想从她的言语中寻找我需要的那种哀怨与忧伤,结果令我失望,她几乎对她的现状没有一句怨言。我发现我是在用一个城里人的眼光去审视她,我甚至觉得自己很猥琐。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尽量以朋友似的身份去与她交流,让她熟悉我手中的哈苏相机,目的是使她在我正式开始拍摄时不对我及我手中的相机产生畏惧或好奇,使她的表情更自然,而她亦非常配合我的拍摄。
白拉家可以说是我在杂娘村见到最穷的一户,除了两口锅和一些必要的家什外,再也不见一点家具。1996年冬天的那场大雪灾使她家里只剩下两头牦牛,她便靠这两头牦牛挤的奶和打出的酥油养活一家老小四口人。她家是乡上的五保户,每年乡上要发给她100斤青稞,但只够她一家吃三个季度的。我不禁问她:你干吗不去找这两个男人?白拉幽幽地说她找过了,那个在州上工作的不见踪影,那个本村的小伙子也不认帐……
诉说这一切时,出乎我预料的是白拉没有眼泪。也许这一切在白拉及当地藏民眼中是那么的自然。支撑白拉生活的是那永恒的信仰,她坚信佛祖会带给她吉祥的,于是她每天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余,便是拉上她那刚满5岁的儿子一圈一圈地转那佛塔……
对于今后的日子,白拉没有更多的幻想,她只希望那两头牦牛能健康,那是她全部的财产,也是一家四口的生活支柱。至于男人,白拉当然希望有人能娶她,然而,虽然藏族并不忌讳婚前生育,可又有谁愿意承担起养活这四壁徒然的一家人的责任呢?而按照旧俗,未婚生育的女子再嫁时,女方要交付较多的财产作为陪嫁,白拉又能拿什么把自己嫁出去呢?
在这样一个一年到头来不了几个外人的小村子里,我这个举着“洋枪洋炮”的“外星人”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所经之处,不要说是藏民,就连牦牛和藏狗都对我另眼相看,从而改变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他(她)们面对我的相机时那种僵硬作做的神态,使我已不可能在不引起被摄者或其他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所谓抓拍已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退而求其次,采用摆中抓的方法来完成这组作品,尽可能做到两者兼顾,让我拍出来的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场景在每一位单身母亲的生活中不一定真有,但是将这个被摄对象做为一类人的代表,这些场景在她们的生活中一定会有,正是所谓的典型。
白拉的生活在我眼中是如此的艰辛,上有老,下有小,物质条件又十分匮乏,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她每天不辞辛苦地劳作而又几乎没有一句怨言呢?我刚刚听到她的故事时,努力地想从她的眼中寻找着那种凄凉,哀怨的感觉,我觉得她会对那两个男人充满着怨恨,也应对自己艰辛的生活充满着无奈,然而我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她生活艰苦,经历坎坷,但她对生活对现状没有任何报怨,和她在一起的几天,听到她唯一的一句算是抱怨的话是她对第一个男人的评价:“他连一只羊也没有给过我”。(按旧时玉树部落制度,有了私生子,男方要付给女方至少1头怀犊牦牛、1只怀羔母羊、1只怀羔山羊,所以白拉提到的已是最低要求了)她说这句话时,表情非常平和,只是无柰地笑了一下,正是这一笑,将我想从她身上反映“苦难”的想法彻底打碎了,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拍摄动机和思维方式,我认识到,我对她的原始定位是多么的可笑,我完全在用我的思维方式揣度她的思想。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她自己的行为准则,我则是在以已度人,从根本上说,是在不自觉地以我们大城市的生活标准,道德标准和思考习惯居高临下地可怜她,同情她。
白拉在我的眼里有了变化,她由一个受伤害的弱女子,渐渐幻化成了一个宽容、富有韧性又极坚强的母亲。
考虑清楚这些问题后,我决定使我的这组照片达到这样两个目的,第一:尽可能客观地记录她的日常生活,不加评论,做到真实、生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为了反映她的精神世界,我用了若干张风格、内容相似的照片不避重复地反映她的生活,反映她生活的重复,我想告诉那些能够看到我作品的每个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一类人她们一直在这样地生活着:每日重复,每年重复,每生重复,四季轮回,生命轮回。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深层次地描述她的精神世界,她的信仰。她们相信轮回,相信来世,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是她这一类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正是从这个基本的思想出发,她才能承受我们认为根本无法承受的许多许多;才能生活得与大地、天空同步,才能和谐地统一于她生活的环境之中,与自然合一。这是一种与我们所谓的文明生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不要用我们的态度去考虑她们,这是一种存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她们的生活有可能比我们更加合理,更加自然。
贫困的生活挡不“桌系男叛觯幼〉拇遄臃浅P。芪挥兴旅恚亲姿是全村人每天转经的地方。我认为只有用仰角拍摄才能表现藏传佛教在白拉心中的崇高地位。白拉手拿佛珠,目视远方,表情安祥。自然光在她脸上形成的暗影掩去了她的目光,而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自信与从容。背景的天空、白塔是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标示,这就是轮回,这就是生命,一切都是过去,一切也都是未来。我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茫茫草原,白拉领着孩子走向未知的远方。
这组照片我选用了黑白胶卷拍摄,目的是不让复杂的色彩干扰白拉简单的生活。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白拉和她一家人未来的日子。于是在2000年我又去看她,她还是没嫁出去,家里比以前更穷了,那口破锅也漏了底儿。但我发现她似乎比以前更快乐了。她说:“你说过让我把孩子好好养大,看,他们都长大一点了吧”。我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吧,白拉却说:“他刚学会放牛,不用上学了。”听了白拉的话,我心中泛起一股酸涩。
傍晚,是“小一休”把牛赶回来的,金色的夕阳下,白拉唱着挤奶的歌谣,生活在白拉的手中进行着,日子在白拉的歌中流动着。
结隆藏家人有这样的习俗:男女在恋爱期间,无论发生什么越轨行为,都认为是正常的事,只要他们进入十四,五岁以后,便被认为已是成年,家人对他们的社交便不再干涉。广袤美丽的大草原,为藏家青年男女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广阔天地。
在民主改革前,玉树藏区多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现象,那样会使他们的家庭财产和劳动力相对集中。婚前生育现象也屡见不鲜,即将生产的妇女多在牛羊圈或另外搭起的帐篷里独自产子,剪断脐带后便下地劳动,高原的独特气候造就了藏族妇女强键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听天由命的天性使她们对命运没有更多的怨言,而当地藏民也不会把这种家庭视做异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婚姻现象已越来越少见,藏民的婚姻已逐渐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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