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杏是谁？

在这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名字后面的那个人是一个执着于纪实摄影的摄影师，是一个面对西藏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另外的人生和环境的追寻者。

红杏发现的世界是在我们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生活之外的另类的空间，一个在我们有关“发展”的话语之外的空间。红杏对于我们来说乃是一个奇特的“状态”的表征。这种状态既涉及纪实摄影的传统，又涉及当下我们身处的文化情势。红杏的照相机提供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生命。这种另外性具有的价值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红杏作为一个都市女性去发现青海的玉树和那些与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相反的世界。这当然是红杏的选择，但似乎也是纪实摄影的传统之所在。纪实摄影历来强调对于边缘和特异生活的关切和关注，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和感伤的同情对于弱势人群和边缘文化给予特殊的关注，这种传统似乎是纪实摄影的基本话语模式，但这里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摄影家和自己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摄影家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自己镜头前的那些芸芸众生，自己乃是为他们代言的无畏的发现者，是有权代表他们向不了解他们生存状况的主流社会表达他们的状态的“代言人”，同时，他还是帮助和拯救他们，努力使他们摆脱困窘的，引发了公众对他们的关切的“启蒙者”和“拯救者”。这种观念支配了一般“纪实”摄影表意的基本方式，于是，纪实摄影往往渲染那种感伤和痛苦的情绪，往往对于苦难的展示中刻意强调被摄对象的绝望和困窘，这种纪实性就难免变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一种主体对于客体的刻意的“苦难”的强调。纪实往往将“现实”完全戏剧化了，往往用一种有意无意的“眼睛的霸权”来表达对象的处境，对象或客体在这里变得无能为力和被动，他们的尊严、面对生活的能力等等常常被完全忽视或刻意地“不见”。照相机被固定在特殊的视角上，而不再具有开放性。但在红杏这里，照相机后面的那个人和照相机前的那个人之间的互动并没有那种感觉，我们可以看到照相机的开放性。在这里，照相机并不具有那种专断的力量，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并不具有那种“奇观”式的效应，这里的“我”和“她”之间所期望的是一种相互介入和相互改变的关系。红杏对于照相机的力量相当敏感，她意识到自己的照相机会在她和对象之间构成一种距离和“看”与“被看”的关系，于是她就特别试图使照相机并不变成权威性的和交流与理解的障碍。照相机被看成一种互动的工具，由于有了照相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交流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和机缘。
    我非常喜欢她拍摄的那一组有关“白拉”的照片。白拉和红杏的互动是这组照片最为感人的地方。在这里，白拉当然没有按照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存在，但她面对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那种坦然和自信，那种对于困苦的生存的那种平淡的力量都让人感动。对于红杏来说，白拉不是一个被动、无奈地被命运拨弄的可怜人，而是一个在自己的特殊文化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活的力量的人，她无畏地养活自己的孩子。男人没有娶她，困苦的生活仍然充满难题，但白拉的来自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信念的力量却依然让人尊重。通过白拉，红杏让自己发现了另外的文化价值和另外的人生价值。白拉不可能成为红杏，红杏也不可能成为白拉，但两个人的文化差异反而是沟通的基础。在这里，特殊的风土、特殊的文化和特殊的人并不是必须以我们的标准加以简单地判断的。白拉和红杏其实未尝不是相互发现的，他们由于照相机走在了一起，两种不同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互相发现，而并不仅仅是红杏在观看白拉，白拉也通过她的眼光看到了红杏；白拉并不因为遇到红杏而就此改变命运，红杏也不会由于白拉而脱离自己既定的生活，但他们相互信任，建立了一种姐妹情谊。于是照相机的机位始终停留在“平视”的视角中，白拉在相机面前的坦然 、平和且安于命运，与照相机背后的红杏的来自城市的焦虑和不安恰成鲜明的对照。白拉和红杏似乎互相改变了，但他们仍然如同平行线般地各自走向他们各自的未来。红杏不是居高临下地面对白拉，白拉也没有把红杏作为自己的启蒙者。
  红杏的长处在于她对于对象的高度的尊重和对于照相机的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她拍摄的《活佛》系列中，那些神秘的文化和宗教的象征性人物都被展现得相当庄严，但他们的神态和表情却多种多样，我们似乎能够体会一种普通的人性的存在，一种和一般的芸芸众生相似的生命情感的存在。我喜欢看这些人物的眼睛，那些眼睛中的丰富的、微妙的人生含义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但红杏的“呈现”并不简单化，没有夸张和造作的神秘感。如同面对白拉的不“俯视”一样，面对神秘的宗教和文化人物，红杏也没有“仰视”，而是通过照相机试图对话和发现一些丰富的可能。这种发现的愿望是摄影的活力所在。红杏表现康巴人的系列作品同样具有一种对于对象的关爱和对话的精神。她不是将康巴人看作“他者”，而是看作自己的“和而不同”的朋友，我们中间价值的相对性是红杏的着力点。

红杏没有试图比较不同的文化，而是仅仅试图展现人类不同的生存的多样性的合法性。人们可能不得不改变，像在白拉的生活用具中也有一个百事可乐的瓶子。我看到了全球化无所不在的力量连这个与世无争的白拉也没有忽略。但红杏对于这种改变没有那种启蒙式的激情，也没有那种回到自然中的顶礼膜拜，而是平和地面对命运的到来。她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的确饶有兴味。
    红杏对于西藏和青海的执着一方面显示了纪实摄影的另类的可能性，一种超越了简单化的目光依然存在，一种对于差异的执着的追寻的努力，于是，一个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另一方面，红杏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其实是指向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摄影并不是仅仅向外的，红杏正是通过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影像来寻找自我的认同感的来源。于是，这些照片其实就是自我建构的过程。

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中，我们很难逃避消费和被消费的命运。红杏的照片也难免被作为奇观的展现，当作时髦的中产阶级文化对于外部世界的“另类”性的持续兴趣的例证，但毕竟这里有一些值得凝视的生命的痕迹被留在了这里，一些感情和一些人的行为被留在了这里，红杏努力的价值就仍然存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人们常说的我们生活在滚滚红尘的都市中，对于接近自然的人生的浪漫渴望，这种流行的话语其实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红杏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状态下的“滚滚红尘”的喜怒哀乐，这里的一切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那种抽象的对比，而是让我们理解人生的丰富性和多重的可能性。我们不必感到我们自己的幸运，一如照相机面前的那些人未必觉得他们不幸。红杏给了我们一种难得的对于相对性的了悟。
    我们能够感到白拉那坦然无畏的眼睛在面对我们的时候的那种无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红杏带来的最为值得珍视的东西。红杏的人类学的追寻在于，她的价值的相对性和她的入乎其内的“平视”的眼光。这种人类学的关切使她不仅仅停留在纪实摄影的领域之内，红杏的摄影生涯还将继续，她的这种全新的“态度”决定了她的一种自我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期待红杏的未来，就像我们期待我们社会的未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