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最终解决办法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就不用再证明了。（ 4月8日《人民日报》）

“要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这样的事情，笔者也曾遭遇过，那就是大学毕业两年时，因为学校托管的户籍到期了，必须迁回原籍。于是，我去老家落户，却遭遇一个最大的问题：如何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来回多次未果，最后，还是联合我们家的亲属按手印，才把我的户口落下来。但由于老家很多人外出打工，所谓的亲人按手指印，其实也就是家人从拇指按到无名指罢了。当时就想，若无一纸证明，我爸妈岂不是成别人家的了？若是丢了身份证，岂不是我连个人都不算？

从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北京市民陈先生的尴尬可知，类似的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你多问个为什么，人家便会告诉你：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也没办法。如果你还敢多问一句，你便会发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样的事情，你会有很深的领悟。客观来说，在制度化的社会，的确需要一些凭证，以便更加方便地进行社会管理，但这并不等于“多设关卡”，如这“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便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

笔者的落户，最后在按了手印之后，成功办理了；而北京陈先生的尴尬，则是花了60块钱就被旅行社解决了。于是，一个问题便来了：既然走走形式、拉拉关系、甚至是出点小钱就能把这样的尴尬化解了，这说明所谓的“一纸凭证”，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大旗。既然这些凭证并没有太大的现实价值，那又何必设置这样的“关卡”呢？岂不是故意“刁难人”么？

众所周知，中央一直以来都在简政放权，如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117项；如2013年11月8日，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82项行政审批项目；再如2014年1月28日，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类似的举动，其实早已成为一种流行格式。这样的现实，见证了简政放权的成绩，这无疑是值得点赞的。

而如今，一个“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尴尬一出，无疑再次证明了简政放权的迫切性。不可否认，在数量上，简政放权我们已经取得足够多的成绩，如今在质量上，理应有更多的作为。而信息化的时代，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与便利。这便是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应早日打破，让公民基本信息在政府部门之间共享。只有让“数据多跑路”，百姓才会“少跑腿”，那什么“未婚证明”、“证明我妈是我妈”等事情，才不会再次出现。（刊于4月9日《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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