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捐权”再好，也不能被滥用

    文/龙敏飞

去年5月，15岁的韩宇（化名）突然查出淋巴瘤，干细胞移植是唯一希望；一年之后，终于等到一个相匹配的干细胞捐献者；然而，就在即将手术的前三天，捐献者突然反悔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已在上海瑞金医院病房内等待干细胞移植手术的韩宇已接受了“清髓”——这意味着韩宇自身的造血系统已被摧毁，如果没有新的干细胞输入，生命可能就此结束。命悬一线之际，韩宇的父亲决定自己顶上。但韩宇的命运之轮将转向何方，尚未可知。（5月9日《新闻晨报》）

无论是器官捐赠还是干细胞捐献，都是道德高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再加上很多器官捐赠也好，干细胞捐献也罢，都是“分毫不取”的，这就更加值得点赞了。正因为这是一件品德高尚的事情，再加上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捐献，我们对于捐献者，大多是赋予其“悔捐权”的，无论其出于什么理由与借口“悔捐”了，这都是他们的权利，旁人不宜过分指摘。

而就“悔捐权”而言，也的确有不少人行使。有的人是因为突然害怕了，也有人是突然不想捐了，不管怎样，对于“悔捐者”，我们并没有要求其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这也是对捐献者的一种尊重与鼓励。更何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悔捐似乎都是很难被避免的一件事情，调查显示，骨髓捐献志愿者最终“临阵脱逃”的概率非常高，美国的拒捐率高达50%，日本则为60%。在这样的境况下，对于“悔捐者”，的确不宜置于道德法庭上去审判。

不过，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的道理，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悔捐一事上，悔捐权同样不能被滥用。以此案为例，接受干细胞移植的韩宇已经接受了“清髓”——这意味着韩宇自身的造血系统已被摧毁，如果没有新的干细胞输入，生命可能就此结束。这就是说，捐献者的“悔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能加速一个人的“死亡”，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呢？是否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呢？毕竟，悔捐是一个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能侵害到他人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对于悔捐，也应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如在“清髓”前，任何捐献者都可以无条件悔捐，一旦“清髓”了，悔捐权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与制约，不然，就是拿接受捐献者的生活开玩笑。要进行怎样的约束，有人说用道德绑架，也有人建议立法。就道德绑架来说，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暴力，还是慎用为妙，毕竟，每个人都不是道德判官。就立法而言，的确可以考虑，毕竟，在“清髓”之后的悔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这样违背底线的行为，的确应有法律兜底。

悔捐权再好使，也不能滥用，这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也是最起码的底线，因而要呵护好显然是必须之举。自然，一旦法律兜底，也必然会戕害捐献者的积极性，对这，也需要从两方面去努力，一则，需加大科普知识的宣传，有些人悔捐是害怕对自身的健康造成影响，只要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就不会悔捐了；二则，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激发公众的捐献热情。唯有如此，才能既不戕害捐献者的热情，又能有效减少不必要的“悔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