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裸官要严打外逃更要监管前移

    文/龙敏飞

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报告时透露如下信息——去年，检察院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871人，其中厅局级253人、省部级8人。同时在最高检的报告中，新增了“反恐”表述。此外，还提出要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3月11日《新京报》）

这些年，“裸官外逃”早已不是新闻，因为现实案例不胜枚举。对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的确有必要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与管理，以防止公共利益受损。据社科院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就此来说，对“裸官”的宽容，就是对公众的残忍。

不可否认，这些年为了治理“裸官外逃”，我国的确有不少作为。过去，因为反腐一直存在漏洞，引渡外逃官员的难度很大，很多官员逃出去后就可以长吁一口气了。但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反腐的国际合作，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最高检在报告中强调对“外逃”官员的追捕、追赃，表明我国对于“裸官”外逃，已具备“堵得住、抓得回来”的力量。这样的制度进步，令人欣慰。不过，裸官外逃后，其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其实已经形成，即便“引渡”回来，也只是“亡羊补牢”。治理裸官的上上策，无疑是防微杜渐，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

就当下而言，我们在监管上，的确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裸官在未现原形前，公众基本上一无所知。庞家钰、蒋基芳、周金伙，直到张曙光等官员，都是在被查处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贪腐官员一直“裸”着。而事实上，早在2011年，我国就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了。遗憾的是，因为财产申报制度的不够公开透明，裸官登记管理的推进步履维艰。换言之，全方面对裸官的监管我们已经架好“高压线”了，但因为缺乏必要的信息透明，一直未能通上“高压电”，也使得监管触角无法更好地把握“裸官”的真实信息。

此外，在“裸官”的定义上，我们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这一界定，延续了中央有关规定中对“裸官”的有关表述。具体来说，一个“均”字，很容易忽略了对“半裸官员”的监管与约束。而“半裸官员”所潜藏的风险，并不比“全裸官员”低多少。这意味着，对于“裸官”的适用对象，的确有必要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与说明。客观来说，官员子女移居国外跟官员子女经商一样，理应是不被允许的。毕竟，对国家公职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确有必要作出更多的约束与规范。

回到制度层面，2010年4月，中共中央审议并通过《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加强对官员个人事项的监督与监控。今年1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规定“裸官不得提拔”。这些举措，均是对裸官监管触角的前移，但步子还可以更大一点。如加大对“半裸官员”的监管；如健全财产申报制度，让裸官无处遁形；如裸官不仅不能提拔，更不能担任要害部门领导职务等等。

总而言之，要真正治理好“裸官”，要严打外逃更要监管前移，这一个是事后追责一个是事前预防，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