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任职承诺制”可期待不可依赖

    文/龙敏飞

1月10日，四川省第一期省管新任职干部岗前培训班结束。和过去培训不同的是，这次到省委党校进行岗前培训的100多名新提拔省管干部，培训期间率先吃了一次“螃蟹”，集体签订《新提拔省管干部任职承诺书》。这标志着四川省新提拔干部任职承诺制度正式推行。（1月12日《四川日报》）

干部任职承诺制，从程序上来说是必须之举。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这是常识，那官员任职前，理应做出一定的承诺，这有利于官员明确自己的责任与目标，不至于毫无方向。“承诺制”的本意，便是让官员认清自己、免于被诱惑的风险，继而将贪腐问题防患于未然，这样的初衷，不可谓不善意。如此制度的推出，也是在意识层面对官员的一次洗礼。

不过，干部任职承诺制，可期待但不可依赖。何也？因为承诺制要靠得住，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官员有必要的耻感文化。换言之，如果官员言行不一时，官员从内心深处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承诺制便可凑效；而如果官员言行不一时，官员自己也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那“承诺制”便徒具观赏价值。毕竟，“承诺制”如果演变成后面这种情况，更像是一种走过场的仪式罢了，大家都要承诺，那我也跟着承诺，并不会形成强烈的“自省意识”，这样的“干部任职承诺制”，其正向价值的确很有限。

对于官员耻感文化的探讨，现实中从不缺失。不过现实的案例，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因为就“表演”而言，一些官员尤其是贪腐官员，其实是“表演”的高手。君不见，各地频频爆出的“双面官员”，他们都是“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搞腐败”、“左手拿现金、右手拿先进”、“一边大秀廉政语录，一边大把收着现金”……当一些官员的言行完全可以“不一致”时，“官员任职承诺制”的现实效力便可想象了。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我们对“官员任职承诺制”，的确不宜抱有太大的幻想、太高的期待。

于官员承诺制本身而言，无论其正义被现实怎样消解，都应该思考如何完善该项制度，而不是摒弃。就像反腐一样，制度反腐永远是主菜，而小偷反腐、情妇反腐、小三反腐等等诸多形式，虽不可依赖但同样可以期待，因为这些花样繁多的反腐形式，也可以当成反腐的作料，能意外发现一起算一起。同理，就“承诺制”而言，也应该只是规范官员行径的作料，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这“承诺制”便也无伤大雅，当然，如果寄予太高期待，那未免会过于失落。

众所皆知，就官员行径而言，最好的规范措施，无疑是强力的“问责制”。尽管现实中的“问责制”不少，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仍有走样变形的趋势，这使得官员违法违规并没有受到足够重的处罚，便也很难规范与约束官员的行径。就此来说，我们一方面，的确需要完善“官员任职承诺制”，让其不至于成为走过场；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官员问责制的信仰，用严刑峻法来树立“高压线”，让官员不敢违法违规。如此方可治本，而过于强调承诺制而忽略问责制，的确是有弊无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