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验DNA应谨慎，公民配合义务勿滥用

    文/龙敏飞

武大珞珈学院一名女生12日晚在返校途中意外身亡。19日，此事有了新进展，警方初步判断此案是一起刑事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学校（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南校区、武汉大学珞珈学院、湖北银河信息技术学院）的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银河学院一名学员表示，“全校的男生都要过来抽血验DNA，这有点太不尊重我们了！”（11月20日《武汉晚报》）

利用DNA查处犯罪行为，一直都客观存在着，但如今警方似乎有些过于迷恋了——前不久，山东滨州学院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采血验DNA，只为了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如今，武大珞珈学院一名女生意外身亡，在真相依然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警方就要求邻近的四所高校的男性师生“集体采血验DNA”。查处犯罪行为时需要验DNA问题不大，但如果是集体性的验DNA，就应该谨慎为之，毕竟，过于依赖DNA检测，容易助长警方的惰性。

在这名女生遇害一事上，社会人员犯罪的可能，并不比校内人员犯罪的概率低，因而，让四所高校的男性师生集体验DNA，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懒政。对于此事，律师解释称警方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况，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不过，法律中只说“可以”，并没有说“必须”，那就应该充分遵循“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毕竟，在警方破案背后，还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更何况，在武大女生遇害一事上，真相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如死因是什么？如犯罪嫌疑人有没有锁定目标？等等。这些问题，警方只字不提，却直接来一招“集体验血”，因为是刑事案件，公民有配合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不应被滥用。毕竟，如果随便发生点什么事，便要求所在片区的人验DNA，这想想都让人害怕。由此审视可知，当前警方的做法不仅显得简单粗暴，更是一种扰民之举。按着正常的流程，警方理应在有实质进展后，如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几个目标，再在小范围地进行DNA验证，那才契合程序正义。

就眼下这集体验DNA来说，大概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名女生的家庭背景不错，导致金钱或权力干预警方，让警方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四所学校的男性师生集体验DNA；另一种可能则是为了提高刑事破案率，毕竟，在破案率成为各地警方主要考核政绩的情况下，“命案必破”早已成为业内潜规则，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警方为了破案，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便不难理解。不过，这起集体验DNA事件，无论是“拼爹”的原因还是为了提高破案率，都不是那么正当。因为，罪犯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几个人，但动辄数千人遭受牵连，哪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是“最优选择”。

在此事上，其实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即维护公民权利与用DNA查处罪犯发生冲突与矛盾时，该如何取舍？最优选择自然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防止公民权利受到过大的侵害，又能有效破案。在此事上，便是先锁定犯罪的目标人群，再让这些人验DNA。公民有配合警方办法的义务，但公民并没有牺牲自己权利去配合的义务。于警方用DNA办案而言，可使用但不可依赖，如此，才能在警方办案与公民权利中间，找到恰到好处的衔接方式；不然，难免遭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