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车软件：市场归市场行政归行政

      文/龙敏飞

7月1日起，北京要求每个手机叫车软件都要绑定一个电召平台，叫车软件不与电召合作将被叫停。用手机叫车，也将按照“即时叫车每单5元、预约叫车6元”的收费标准支付费用。专家表示，政府的规定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许可，过度干预会成手机打车软件行业发展的障碍。（7月2日《新京报》）

于叫车软件而言，一直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多数是免费的，至于给司机的小费，也全由当事人说了算，可以给也可以不给。不过，此番景象在北京，今后或许将看不到了。一者，如果叫车软件不跟电召合作，那就要被叫停；二者，跟官方电召是需要收费的——即时叫车每单5元、预约叫车6元。这样的做法，初衷自然是为了规范管理，同时预防黑车横行。

不过，在自由市场里，即便是有着良善初衷的事情，行政之手一介入，其本身便没有那么程序正义了。毕竟，在行政约束之外，还有一个自由市场。换言之，对于某款叫车软件好不好，对于出租车服务质量怎么样，对于黑车为什么会横行，公众自有“用手机投票”的权利，而且，在这么多叫车软件竞争的情况下，“叫车软件”自身，也必然会绞尽脑汁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成立自己的识别系统，以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本可形成必要的良性机制，让市场调节机制发挥最大的作用。

遗憾的是，行政之手的介入，不仅在程序上是失却正义的，而且在效果上也很难预防黑车，很难避免服务质量过差的窘境。毕竟，行政之手能约束的、能想到的办法，叫车软件的开发集团，也是能够想到的，如征信系统的评价、如小费等问题。既然统一管理的优势不那么明显，为何行政之手要介入市场呢？更何况，统一管理也不是统一收费，统一收费是必须要经过一整套程序的，如此才更契合程序正义本身，可如今政府部门一出手，却忘记了收费必须经过的程序，无疑是不妥当的。

于叫车软件而言，在我看来，还是应让让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毕竟，市场没有那么不堪，它自身有足够的自净能力，因为竞争无处不在，这就意味着“做到最好”是必然选择。而如果行政之手介入过长，难免会戕害市场伦理，让开发者无所适从，因为开发者不知道“做到最好”会不会有最大的市场——在市场秩序里，是有的；但行政之手一介入，便充满未知了。换言之，行政之手的介入，让自由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必然会戕害市场的积极性，也会戕害“优胜劣汰”的市场伦理。

唯有市场与行政之间的界限明确，良性的社会机制才会形成，这不仅包括市场的，也包括行政本身的。于叫车软件而言，的确应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行政干预不宜过大，毕竟，过犹不及的道理，是人尽皆知的。我们不能因为在市场里有苍蝇和文字的存在，便将自由市场的大门紧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