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长沙市物价局、烟草专卖局联合发文，要求全市卷烟零售户所经营的卷烟，不得超过1000元/条或100元/包。有三次以上违规行为的，市烟草部门可取消其卷烟统一货源供应。（《长沙晚报》9月10日报道）

实际上，早在2010年8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已发文要求：所有卷烟的零售指导价均不得超过1000元/200支。而到了今年3月时，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召开，温总理要求禁止公款购买香烟，严控“三公”消费，此后，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牵头，全国性的禁售“天价烟”专项治理行动拉开了帷幕。长沙本次的“禁烟”行动之所以受到关注，只因其要求更为具体、惩戒措施更为严厉。

不难发现，“禁售天价烟”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与当下公众对“三公消费”，尤其是“天价烟局长”、“名表局长”的持续关注分不开的。所以，本政策的出发点自然就是预防腐败遏止奢靡之风。然而，这注定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也难怪南京、重庆等地的“禁烟令”早已名存实亡。

首先是因果错误：是腐败土壤和公款消费市场，导致了天价烟酒等“非满足普通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得以存在，却并不是由天价烟导致的腐败现象。所以，即便国家烟草专卖局为了反腐大业，忍痛停掉市面上所有的烟草供应，难道还要将“天价酒”、“天价茶”、“天价手机”等商品一并禁绝？腐败土壤不根除，则可供送礼、享受的天价商品可谓要啥有啥，难以约束。

其次，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市场价格机制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长沙，当烟草部门强行将高档烟降价后，其投放量却并没有实质增加，如此必导致更多的消费者选择中档烟，而中档烟销量增长又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如中档‘芙蓉王’、‘白沙’等烟自高档烟限价以来不断涨价。如此往复，中档烟也成了高档烟，可供送礼的烟草产品种类不降反升。

更关键的是，真正的天价烟是几乎不进普通零售店的，天价烟铁杆消费者和送礼者都有着“独特的渠道”来搞到这些天价烟，烟草部门仅仅从零售渠道限制天价烟的价格，对其真正的消费群体恐怕影响甚微。

总之，禁售“天价烟”难以治本，此举或许能赢得一些叫好之声，却难逃消失在历史故纸堆中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