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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①’，‘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

　　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义，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②”、“有苗来格③”，是以“至”训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④”、“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止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见，则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①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此句不见于《王阳明全集》，日本注释家认为出于已佚的《大学旁释》。“体”指本体、本源、根据，“用”指作用、表现、功能。

　　②格于文祖：语出《尚书.舜典》，原文：“归，格于艺祖，用特。”文意是：（舜）归来后，到尧的太庙祭祀，用一头牛作祭品，“艺祖”，即“文祖”。

　　③有苗来格：语出《尚书.大禹漠》，原文：“七旬，有苗格。”“苗”，指苗人。

　　④格其非心：语出《尚书.同命》。

　　译：

　　来信说：“（阳明先生您）教人致知、明德，但却禁止他们即物穷理，这真的能让那些昏庸的人深居端坐，不接触外界的教导，却能做到致知、明德吗？就算是他们在静坐中有所觉悟，稍能悟到自己本来具有的天性，则也是佛家那些定学、慧学之类无用的见解。（这些见解）果真适用于天下国家的实务吗？您所说的‘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 ’ ，‘格物 ’的‘格 ’字如同‘格君心之非 ’的‘格’字，这些话虽然说得超尘脱俗，有独到之处且不囿于旧说，但只怕与儒道不相吻合？”

　　小小的论致知、格物，正是用来穷理的，又何尝禁止人穷理，让他深居端坐而无所事事啊！所说的即物穷理，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务求于外而遗弃了内’，如此就不对了。昏庸的人，果真能随事随物来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从而致其本来就具有的良知，则既使是愚昧的也可以变为聪明的，既使是柔弱的也会变为强大的。最根本的原则确立了，天下的达道之法就可以实行了，像九经之类的，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一以贯之而没有遗漏了。尚且如此又何患其不能在实事上致用呢？像那些冥顽不化，空守虚静的一类人，正是不能随事随物缜密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致他本来就具有的良知，而又遗弃了伦常之理。以寂灭虚无作为常久（的持守之道），所以邀请他们来也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谁又能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有此弊端呢？心是身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我）所说的人本来就具有的良知。人的虚灵明觉之良知（接受了外界境遇而产生）感应所发动的，就叫意。人有本来就具有的知（觉），然后才会有意，没有知（觉），也就没有意了。（如此来说），知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能产生，必定有其产生的对象，（这个对象称之为物），物就是事。比如意用于事奉双亲，事奉双亲就是一个物；意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个物；意用于读书，读书就是一个物；意用于听诉讼，那么听诉讼就是一个物。凡是意所有起的作用，不会没有与其相应之物的。有这个意就有这个物，没有这个意就没有这个物了。物难道不就是意的作用吗？“格物”的“格”字的意思，有解释成“至”之意的，比如《尚书》中说的“格于文祖”（中的“格”字），“有苗来格”（中的“格”字），就是解释成“至”的意思。然而“格于文祖”，一定要（从内心发出）纯孝诚敬（之心），无论是幽暗独知之地，还是通衢公众之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念头是不切中事物的理的。具有这些条件之后，才能称之为“格”。“有苗来格”中，以有苗氏的顽钝不化，就要着实修文德去感化他们，然后才能称之为“格”，那么也是有“正”的意思在其中的，不能专以“至”的意思就可以将含义完全解释尽的。像《尚书》中说的“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这其中的“格”字全部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意思，而不能解释成“至”的意思了。既然如此，《大学》中“格物”的“格”字之意，又怎么能确定不能用“正”的意思来解释，而必须要用“至”的意思来解释呢？如果用“至”的意思解释，必定要理解成“穷至事物之理”，然后整个文意才能解释得通，要是这样的话，则下功夫的要点，全在一个“穷”字上，下功夫的地方，全在一个“理”字上。如果上文去掉一个“穷”字，下文去掉一个“理”字，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这样可以讲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训则，见于《易经.系辞》里。假如格物的说法果真就是穷理的意思，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在这里绕圈圈说些意思不完整的话，为后世人留下（没法完整理解）的弊病呢？《大学》中“格物”，和《易经.系辞》中的“穷理”其大意虽然是相同的，但是也稍有差异。“穷理”兼有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说到“穷理”，默认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了。说到“格物”，则必须兼顾提到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功夫才完备和严密。现在单单举出了“格物”来而就称其为“穷理”，这样也就是只把穷理认为是“知”，而“格物”中不包含“行”。（这样理解的话）不但不能抓住“格物”的要旨，并且连“穷理”的意思也丢失了。后世求学的人，之所以将“知”与“行”分割为有先有后的两截，以导致儒学日益割裂，日益碎片化且晦涩难通，其原因实肇始于此。您大概也不免沿袭旧说，所以闻听我的观点后，就认为和儒道不相切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析：

　　阳明所理解的‘穷理’，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环节。而说格物，却必须再说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格物的功夫才会完整而严密。如果片面地强调格物，便是忽视了行，所以，知行便分成了前后两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