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至少在文学界，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新理想主义时代正在缓步走来，同时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座必将是史铁生式个人理想主义的增强版，并会率先发生在“60后”作家身上，而且将一并裹夹着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夹杂着一部分现代性、夹杂着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感悟。其根本原因是，“60后”作家已经开始思考意义，有的人甚至已完成精神爬坡——爬不过来的就会坠入谷底甚至成变成魔鬼。实际上，这也是“60后”一代的最后一次“精神翻墙”的机遇。我认为，对于“60后”，史铁生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标志着“50后”的一代人的精神样本凸显。随着史铁生肉体的消失，标志着“50后”的精神样本被凸显。我还愿意推测，“50后”在百年之后底能留下多少这样精神标本？史铁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第二，“60后”会逐渐感受到史铁生精神与自身生命的链接部位。“60后”在荒芜经年后已开始回到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知上，即如何穿越生命虚无重新认知意义以及能否最后一次飞翔——这是中国“60后”作家的精神宿命。比如，做为“60后”的精神样本崔健，已变得不激愤、不绝望甚至温情起来，并试图唱出破碎后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的确有一种东西正在缓慢走来，一种崭新的曙光。

其实，史铁生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关键部位，就是如何能获得在更高的意义上率先观察自己内在生命的能力，其中包括方式、形式、方法和支点。我认为，依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获得这些，因为它只能提供逍遥、出世、游离等非常状态，缺乏坚守、坚持、挺住的常规措施，如穿越精神难题的智慧以及必须的柔韧度。这样，中国作家所制造的精神难题通常是假命题并与个体生命体验本身脱节，甚至与周遭现实缺乏联系甚至脱钩。在这里，我不排除佛教精神而且相信这样的力量存在，但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不属于中国传统属于东方文化佛教；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佛教的认知因急功近利而与佛的初衷背道而驰，其中不排除藏传佛教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已提升到普遍信仰的层面。

尽管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但其意义规则及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每个人的信仰对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却值得反思[1]。什么是真正的激情？尼采已给出明确答案——他曾经在其散文《曙光》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激动的、吵闹的、不连贯的神经质行为都与伟大的激情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激情在人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热，使他外表看上去平静而冷漠。[2]”其实，真正的勇敢，就是知道真相后的深深热爱。史铁生在创作《我与地坛》初稿时恰逢1989年初夏。当然，如果没有《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全部作品将存在怎样的缺憾？那无疑是另外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篇散文将在文学史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我想说的是，在1989年那个特别的夏天，史铁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走向内心的写作立场，并在更高的意义上完成了自身超越。让我们再读一次《我与地坛》的结尾。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满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熄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3]。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史铁生内心深处已经生长出博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激情不能涵盖用宁静也无法传递，这是另外一种神思的智慧，已经超越生死。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内心感悟的力量、个人精神拯救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一切主义、理念都变得微小而无声。史铁生的博大情怀，决定了他对世俗社会始终抱着宽容、理解乃至超越的姿态，他始终站在一个高点看待世俗行为，既不陷入也不疏离。世俗从来不是神圣的前提，但是神圣的背景——我始终坚信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生命状态。

综上，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本方式的个人理想主义。在这里，史铁生内心深处的爱、智慧、生命意义等依次递进的三元素已与其个体生命体验水乳交融，而且这里的生命意义是从虚无中蒸发出来并经荒诞洗礼后获得的，进而显得格外凝重。我认为，如果探究上述三元素的思想资源，那就是：爱的理念来自刘晓枫的宗教哲学理论[4]，智慧来自于佛学理论，生命意义来自于自己的内心领悟。“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5]”我认为，史铁生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内心的启悟，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突破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限制，即：一个人在不关乎具体宗教时，能够获得多大的内心和谐与力量？能否自由地飞翔、能否精神复活、能否殊途同归？一个作家怎样做到在形而上、形而下两岸间自由穿行？说到底，就是在一个没有英雄的世俗化年代，怎样做成一个健全的人。

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依靠爱与彼岸来支撑，几乎所指出所有的路最终都是一个方向。正如佛经所说，凡人皆为佛，佛亦为凡人，回到本觉自成。即使平凡的人回到自己的本体也可以获得自在，这样，一个不依赖具体宗教的人，甚至也能像庄周一样鲲鹏万里。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打开另外一扇窗——肉体越是残缺、脆弱灵魂越是强大，因为需要更多的直面与穿越，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发现意义的过程。同时，因为这个艰难的过程而成为更坚强更绚烂的存在。假如史铁生的肉体是完整的，也许灵魂的感触震动以及穿越会相应地削弱，正如荷尔德林的精神疾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他思想的纯粹性的一种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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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9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2]尼采：《尼采散文》，第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3]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8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4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史铁生：《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北京文学》1994年第11期。

[6]此句根据散板如歌（自由撰稿人刘茜）与作者在村长博客上的交流文字整理而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bb2010100qje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