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北大教授、博导陈晓明

                                   ——再说说中国当代文学那些事儿

    记得不是很久以前，2006年的时候，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炮轰了中国当代文学，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当代文学是垃圾。“垃圾论”传到国内，有拍手称快者，认为顾彬旁观者清，一语中的，有咬牙切齿者，认为顾彬一个外国人，不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下，说三道四未免偏颇。然而此后没过多久，一时的喧嚣也就归于平静乃至死寂了。

    又记得不是很久以前，今年10月18日的时候，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并以全国有上百种文学刊物、年产长篇小说上千部等作为例证，来说明中国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最好论”传到国内，这次几乎是清一色的反驳乃至笑骂，更有人畅言，中国当代文学处在最好蒙的时期。

    在更近的不久前，10月30日于北京开幕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快三十年”的学者，自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很有发言权，远胜于某些“汉学家的误读”，于是便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内行口吻，继“最好论”之后又提出了“高峰论”，他说到：“顾彬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是非常佩服和赞赏的，尽管对你的立场和观点我依然有批评，但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是不太同意的，甚至很不同意。”

    很不同意顾彬“垃圾论”的陈晓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呢？他说：

    “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纵观陈晓明洋洋洒洒1600多字的发言，其“高峰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他的夫子自道，重点强调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发言权，原因是他“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虽然没有如洪子诚那样研究了五十年，但至少也“研究了快三十年”，故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是了然于胸，是业内行家。

    第二部分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内行的陈晓明，对当代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

    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

    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

    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第三部分，是陈晓明对顾彬的批评，他首先抛出“双重标准论”，认为存在着“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还存在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因而西学背景出身的顾彬，对以中国方式表现中国立场的当代文学，认识不可能很全面正确，因而他是错误的。同时，为了显示大度，或者如陈晓明所说的“差异性”，我们又要“允许汉学家的误读”。

   先来看看陈晓明发言的第一部分，不值一驳，理由很简单：一个人研究某个领域，对于这个领域有没有发言权，不在于他研究的时间长短，而在于他是否有真知灼见。

    再看第二部分。陈晓明很聪明地选择了小说来说事，相比于诗歌、散文以及戏剧，当代的小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可以用来遮羞。然而就陈晓旭自己所举的几部小说来看，“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的小说，除了《受活》，还有第二部吗？《废都》与《秦腔》又穿透了什么现实、什么文化和什么美学呢？“进入了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的，除了《一句顶一万句》，还有谁？莫言的那四部小说真的概括了“深广的小说艺术”吗？

    陈晓明自己也承认：“中国当代——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之所以不成器，恰在于大多数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维度，与现实与世界严重脱节。”缺乏批判与反思，与现实和世界严重脱轨的中国当代文学，尽管如王蒙所说的，“有上百种文学刊物、年产长篇小说上千部”，尽管如陈晓明所说的，有那么几部略可入目的小说，但就能因此断言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吗？这是什么逻辑？（以上引文均见《羊城晚报》，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秦之时，我们有任性而发的《诗经》与《离骚》；战国之时，我们有人如其文的诸子散文；两汉之时，我们有或恣意汪洋或小巧玲珑的俳赋；其后魏晋至李唐，我们有雄视千古的诗歌；赵宋之时，我们又多了或豪放或婉约的词；明清之时，那些小说至今还被我们称为名著。

    号称盛世的今天，将留给后人什么？是“梨花体”或“纵做鬼也幸福”的诗歌？是某位大师的“文化散文”？抑或是不知道肚脐以上还有什么的“身体写作”？

    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个症结，实则顾彬已经指出了，那就是中国的作家，“胆子特别小”。

    早在1925年7月22日，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写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因为胆子小，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害怕失去已经有的地位，害怕被批判，中国当代的作家们便要么做鸵鸟，对不如意的人生和现实干脆视而不见，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言不及义，最等而下之的，又去做帮忙和帮闲，以瞒和骗的文字，去邀功请赏。

    在没有道德勇气和正义精神的同时，当代的作家也失去了解读现实的能力，既无法深入现实，也无法建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文字在他们手里，既不是“投枪”和“匕首”，也不是通向心灵家园的曲折幽径，而成了一种“谋地位求发展”的工具，如某位“知名作家”就曾不无得意地在文章中说，他靠着一支笔，不仅自己脱离了农村，还赚了足够的钱，把老婆孩子也“写”进了城里，为他们在城中买了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文学在这里，不再是光照人类命运和灵魂的灯塔，而是作家赖以买米买房的赚钱工具。写作也不再是对自我和世界的烛照，而是成了“码字”（王朔语），成了等同于砌墙的纯手艺活。于是现实在他们的眼里，只剩下“一地鸡毛”，他们也在赚足了银子之余，“没事儿偷着乐”。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成了一片醉眼中的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