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葛瑞·佛特/文         陆道夫/译

凯斯·卡鲁斯《体验无可言传》(Unclaimed Experience，1996)一书的出版为日益勃兴的创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契机。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关注并试图在历史动力、心里体验与文学形式三者之间探寻出一些集合点来。因为就某一方面而言，卡鲁斯的著作在创伤研究领域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针对集体过程提出了复杂的心理分析观，发展了对特定社会的和心理范畴的两方面的历史暴力阐述。这些阐释在我所关注的哪些所谓的“即时”创伤（punctual trauma）时会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那些独一无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令人恐惧的历史事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让精神系统处于休眠状态的休克。这样一来，例如，在解读霍洛考斯特过程中——评论家们对这种创伤的范例尤为关注——卡鲁斯和其他一些评论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历史时刻（a historical moment）更多情况下或许是作为对心灵的即时打击而被体验的，而不是作为决定生活其间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所改造的、连续的历史过程来被体验的。即时的心理打击摧毁了历史时刻的功能，毁坏了历史时刻的防御，使之从残酷的历史事件本身的直接接触中分离出来。确切地说，由于霍洛考斯特难民遭受的暴力创伤无以复加，因此，当发生创伤事件时，暴力创伤带给他们的影响，不亚于他们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让他们缺乏“加工”创伤事件能力的脑震荡。因此，某种意义上，只有当思维再度尝试对第一时间内经历的事情加以控制时，这种类型的创伤才可以被理解。对心心灵的即时入侵，使意识与心智本身不相关联”（dissociated），置放了一个未曾加工过的记忆追踪器，使之自动显示出记忆效果。以滞缓性的效果努力强迫心心灵去消化其先前所未曾言传出来的体验内核。

这一阐释的有用性拓展了霍洛考斯特这个典型案例的适用性。批评家们梳理了这一论述用以说明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现象：从强奸、小孩的性虐待到种族暴力乃至阶级统治等等一些特定的体验。唯如此，批评家们就能让人们重温那些创伤的精神表述。这一理论尤其适合听觉创伤。这样的精神表述对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性复现症尤为关注：亦即再现那些在场的精神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不仅没有安全地托付给过去，而且还保留了体验过的（lived experience）（而不是记忆过的）视觉力度和情感力度。这些事件借以回溯和恐怖的噩梦形式，通过一段未知过去的、带有滋扰性的碎片去扰乱平静的在场。这些带有滋扰性的碎片超越了自我（相对）连贯、统一的故事本身。所有这些现象都为创伤理论的“即时”理论的新一轮激烈辩论提供了佐证。写作形式也会出现大致类似的痛楚。使用创伤范畴的批评家们特别强调文本的权力（the power of texts）。这些文本较少再现产生创伤的事件——因为这一观点认为,再现的危险会损失创伤记忆中那种令人迷惑、而又难以完美再现的特性——反而会将创伤的错乱经验更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样一来，创伤研究融便入到了文学创作中更加广泛的当代兴趣中。这种文学创作把创伤不得不说的东西加以展现或表述，而不是（亦或者是）将创伤再现性地加以传达。对创伤互文性的强调，就此意义而言——强调这种文本的的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是在强调其认知的不可知性——为跨学科间的交流开拓了一个重要领域，有时，在相互对立的心理分析领域和结构主义领域之间更显得意义非凡。

创伤研究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接下来，我将通过重新梳理创伤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的主要观点来发展这一研究。局限性的观点表现为：不是即时创伤形式的阐释困境，也并不像霍洛考斯特¹这种典型暴力案例那样具有灾难性、或更加平淡无奇的创伤形式的阐释困难。我在本文提到的创伤，是源于父权身份的建构，而不是由强奸造成的；强奸的暴力并不表现为私刑严惩，而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现象的确实称得上是对精神产生决定性和扭曲性影响的一种创伤。这种影响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反复强迫和高度僵化。诚然，这些创伤同时也是慢性的、逐渐累积而成的，是能够被编织到我们的社会体系里的。因此，在卡鲁斯和其他评论家的论述中，它们算不上是纳粹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它们是明显的社会动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完全自然化了。如果将它们视为社会创伤的话，那就应该对其加以挖掘，并有所“疏远”。自然化的结果表现为，暴力的即时行动毫无疑问地参与了对女性和种族“他者”的最初征服，这种征服依然是目前主流的最后根源所在，二者以社会准则的形式转化成了一种持续而又系统的惯例和行为模式。正是通过这些机制，我们的社会才赖以自我再生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制反而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正如我所要论证的，这些伤害就是最为严格意义上的创伤——但这一领域中最好的创伤行为却是无法描述的。

为了便于理解这些创伤而发展一个模式，本文将转而讨论另一个版本的弗洛伊德，而不是现行的创伤理论所偏爱的弗洛伊德。当下理论对“休克”和“惊讶”的强调源于弗洛伊德后期有关创伤的研究，但我反而对他著作中更早期一些的创伤模型更有兴趣。我认为弗氏的这一早期模型更有助于我们把握系统的创伤化³。弗氏的早期模型较少受到对精神的即时侵扰之影响，而更多地受到源于人类性行为二元特征的一种辨证法的影响。这种模型特别强调那些极其重要的、具有潜在创伤化后果的事实。该事实主要是指，在我们借助于精神器械把自己锻造为成年人的性别意义之前，我们每个人其实早已经卷入这个意义世界里了。由于要过早地暴露出成年人的性征，同时还会把婴儿也卷入到了父权制的权力网络之中，所以，从这一视角发展而来的创伤理论使得父权制可能会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标准的创伤机制的方法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视角可以归纳为：那种回忆性的、创伤性的身份建构潜力不仅可以从弗洛伊德先入之见的父权性别建构过程中而获得，还可以从操纵阶层和种族身份的生产过程中而获得。实际上，弗洛伊德早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诸多社会创伤的理解。而这些社会创伤所产生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都被我们社会机构的标准特征所掩盖了。

当代创伤研究对这一早期理论的忽视绝非偶然。其根源在于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转向，之所以会有这一转向，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情感矛盾和滋生而出的恐惧。肇始于弗洛伊德，“第一”创伤理论期许某种能够理解历史、理解政治的可能性，这给那些试图剖析社会结构，揭露社会暴力而介入其中的调查者带来了极其痛苦的知识背景。就弗洛伊德的案例而言，有关厌女症和女性恐惧症的知识与男性心目中特有的阳刚之气不无关联；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想规避这种阳刚之气，一方面他发展了自己的第二创伤理论，另一方面又持有暧昧矛盾的态度。他的第二创伤理论通过将人类痛苦（包括由厌女症和女性恐惧症引发的痛苦）置于一个非历史的或结构性的动因中去追溯⁴而赦免其历史罪责，质言之，这是其称为死亡欲望之原罪的一种心理分析修正。

为了回应这一理论带来的危险，我打算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1932）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这两个文本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加以磋商。这一部分的论文假设是 ：心理分析和现代主义的话语——其实也就是弗洛伊德和福克纳的话语——可以被广泛视为构成现代性属（gender）创伤和（在弗洛伊德的案例中不太明显）种族创伤间的共同尝试；而文学现代主义则提供了创伤的知识，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和肉体的认知模式；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测也大致如此。通过设计创造性和激进性的新形式来调解心理社会经验，现代主义对现代种族主义和厌女症作了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探究。这有助于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些理解创伤的方法行之有效，而另一些方法则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蹩脚的政治意味。在这一语境中，福克纳应该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物，因为他对美国南部历史的描述正好回应了弗洛伊德两种创伤模式间的动力紧张（dynamic tension）。福克纳戏剧化地将南部男子塑造成了对白人和厌女症精神控制历史的一种无法同化的创伤性侵犯。这样一来，他的论述甚至比弗洛伊德早期阐述个体精神和创伤社会过程相互作用的理论更为丰富。就福克纳的案例来说，个体的精神、创伤的社会过程都是与奴隶制和父权制密切相关的。然而，另一方面，与弗洛伊德一样，福克纳也转向了创伤的“结构主义”观点，这就抵消了他的批判力度。在福克纳看来，历史的幽灵及其组织机构不可避免地掠夺了白人男子的精神，因此，在社会的一种重复强迫症中，它注定重复并保存性属和种族压迫的历史，实际上，福克纳是以解剖性属和种族的压迫史而开始其批评的。创伤研究更多的是对历史真实或历史经验本身条件的超越，而不是具体历史和抗拒社会力量的结果。之所以要重新反思这一理论，是为了试图避免再次卷入作者在其阐述中尚未揭露出的主宰体系之中。

本文最后将重点关注这一转向与当下时兴的创伤模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本文的结尾，我转向了对卡鲁斯的研究，旨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看看有无可能把它视为创伤“结构化”的一个观念体系。卡鲁斯关于创伤被再现和“被了解” 的能力（对于那些尚未亲身体验过的人而言）的论述中出现的问题是我论述的重点所在。卡鲁斯的理论至少看起来暗示出，由于创伤是最“直接”得以传达的——既然将创伤主题化和易于理解的尝试违背了创伤休克无法同化的本质——所以，能够诱导出读者创伤⁵的文本其实就是最好的文本。在实践中，这一观点使得理论家们把文本诱导的精神失衡与现实历史的创伤融合在了一起。我认为，融合的根源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即：历史制造的创伤只不过是一门普通语言学的部分事例，或是“结构性”困境的局部例子；其间，唯有通过一种“创伤”突变的方式，将语言转变为一种挥之不去，并难以理解的真实语言（也即转化为表征），话语方可指涉超越其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