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在公社于书记手下热火朝天工作的时侯,旗人民保卫部一纸调令把我调到旗清案组。一九七二年三月报到时,分给我的十二个案子卷宗已高高摆在了我的桌子上。砸烂公检法之后,看守所已人满为患,急需清理。
清案组(后改为审判组)是人民保卫部内部机构,行使检察、审判职能,权利可谓大矣。当时打击迫害知青案件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我受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女知青控告老公公强奸案。我从未涉足此类案件,特别是老公公和儿媳妇之间的事儿,恐怕连福尔摩斯也头痛。马副主任是原公安局副局长,是一个视公安事业为生命的人。据说就是他点名把我从公社调到旗里来的。他见我有畏难情绪,说:“凡事开头难。你在公社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只要不放过每一个蛛丝马迹,案子一定能处理好。我派刘凤山协助你。他也是特派员出身,熟悉农村情况,人很随和。另外,本案嫌疑人在被捕后一直喊冤,要格外注意。”
卷宗不厚,但材料齐全:报案笔录、嫌疑人口供、精斑血型鉴定、拘留证、逮捕证、原承办人结案报告等一样不少。嫌疑人承认强奸儿媳的口供所述时间、地点、情节和儿媳揭发几乎完全一致,何况还有精斑鉴定佐证,特别是儿媳妇报案时哭的一泪三把,原承办人认定强奸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把想法告诉了刘凤山。他确实很随和,脸上总带着笑容,那几颗浅白麻子似乎也在微笑。他诙谐地说老娘们哭能证明被强奸吗?老公公也哭呀?
果然,提审时老公公号啕大哭,连声喊冤。我问:“你冤怎么还承认呢?”他说:“他们打我呀。”“打你就承认?”“他们说我承认了儿媳妇不离婚;不承认不但离婚,还要把孙子带走......那可是我们老董家独根苗呀。”说完又抽噎起来。我制止了他,讲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官样话,重点让他叙述一月三日晚上他活动详细情况,匆匆结束了第一次提审。据他讲那夜他一直在马号喂马,但提不出不在现场证据。我问刘凤山印象如何,他称赞我没问“没这事咋告你强奸,不告别人呢呢”这句话。看来他不但随和,审判原则和我也一致:不能让嫌疑人自证有罪和无罪。想到这,心里敞亮不少。
第二天我俩乘火车又转坐小毛驴车去发案地调查。北方三月天气仍然很冷,六级大风卷起沙粒把脸打得生痛。驴车在光秃秃的乡间土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到生产队时,我俩都成了快冻僵的土人。好在生产队领导和妇联主任很热情,忙倒热水洗脸,又沏上浓茶,凉意很快散去。据他们讲,老董头老实厚道,老伴去世后,独立把儿子抚养成人,十多年来没有风流韵事。儿子身强力壮,特别能劳动。长得浓眉大眼,挺漂亮,只是少言寡语,有些木纳。天津知识青年潘红丽和他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胖小子,四口人生活很美满,出了这事大家都不相信,可又不知真假。我问队长:“大家闲聊聊,你说是真是假?”“假的。老董头除了白天回家吃饭,逗逗孙子外,全在牲口圈喂马,夜里更忙,怎么会夜里回家扒灰呢?再说他一身粪味儿,怎么好意思上儿媳妇炕呢?不合逻辑。”“他不会洗澡吗?”“我们这里男女老少大部分只在夏天在河沟里洗澡。去年夏天还是我逼着老董头和我一起到河沟里洗的澡。身上那个脏......”“你俩光腚也不怕村里人看见?”“怕什么,都是公开的秘密。”这时妇联主任说:“你们老爷们在一起没好话,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妇联主任走了,说话更加放肆。刘凤山问:“老董头打了十多年光棍,那玩意儿不大点吧。”“看不出来,只是一根毛没有;他儿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咋遗传的呢?”听到这,我俩眼光不由的对在一起,也想到了一块。我点头示意刘,刘说:“队长,这事很难办,你看用土办法行不行?......不过得妇联主任帮忙。”我说:“虽然有些冒险,也不符合常规,但为了辨清真伪,试一下也值得。”队长很爽快:“没问题,不过你们得授权,还得把她丈夫支走。”
正说着妇联主任进来,队长当面请她帮着问一下潘红丽老公公那地方的特征。潘脸羞得通红,连说不行。队长说:“老董头是咱社员,如果是真的,判大刑活该;假的,我们有义务帮他洗清冤情。”刘也说了些希望她帮公安局做工作的话,她才同意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女知青配合她。
晚饭后我们一行四人到了潘红丽家,我和刘亮出身份、讲了复查目的后说,为了更方便起见,委托妇联主任她们代表人保部谈话,一定要事实求是。然后就退出回队部和队长会合。呼啸的寒风突然停了,周围一片寂静。火炉的劈柴像我们忐忑不安心情一样,不时发出劈啪声。远处山坡上的狼开始仰天长嚎,是那么凄厉,搅得人心烦。时间过得真慢......突然院子里响起了急促沉重的脚步声,我脱口而出:“成功了!”
妇联主任并不知道老董头生理特征,她进来把笔录交给我说:“看来是真的了,人家说的很详细。”我、刘和队长三人看过笔录后,一起哈哈大笑,把她和女知青笑愣了,问笑什么。队长说笑她们任务完成得好,明天给她门记半天工分,就让她们回家了。笔录上清楚地写着:“我反抗时看见老公公那地方黑乎乎一片。”
那一夜我和刘凤山睡得特别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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