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沂出差回来，突然想写写沂蒙人。感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诙谐幽默，使得敦厚中带着灵性，淳朴中泛着可爱。

印象最深的有五位。最早一位是朱君，罗庄人，与我等同龄，一起毕业参加工作。刚毕业那阵儿，经常来省会找他的同班同学玩，我一起凑局。他说话很逗，搞得我们经常开怀大笑，此君常常莫名其妙于我们的大笑，很无辜地说：“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们就更笑。可惜岁月已久，忘了他当时说的什么了。不过从那时起，我就觉着沂蒙人很有意思。

第二位是杨君，四十五六岁，沂水人，部队转业来的，成为我的同事。此君酷爱逗趣，喜欢操着浓重的沂水普通话即席来一首打油诗一类的，插科打挥，应景逗乐。有一次在日照开会，我们在大海上乘船，老兄酒已微醺，站在颠簸摇晃的舢板上，引清风入怀，展开两臂，赋诗一首。道：“大海啊，你是那样的咸”！我们大笑，催促他下作一句。他眨巴眨巴眼，作七步成诗状，笑着吟出下句：“我再尝一口，还是齁咸齁咸……”。惹得大家差点笑歪了船。还有一次饭局，他坐我旁边，我一碗面条吃不下了。他一脸虔诚地对我说：“老弟，我替你吃了吧”。那诚恳的态度像要替人喝酒一样，惹得举座大笑。人家却一点也不笑，一脸虔诚稍带结巴地接着说：“真……真的，别剩下，剩……剩下就浪费了”。这最后一句惹得大家都快喷饭了。我欣赏他这种风格。我们成了好朋友。

第三位是祝君，蒙阴人，10年前因心脏病猝然作古，仙逝前是一位前辈领导。此老开会讲话滔滔不绝，往往半天的会大部分时间都听他在讲，好处是言之有物，妙语横生，而且敢于直陈时弊，是以大家都喜欢听，绰其号曰“祝大炮”。他讲的好多话我都忘了。只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开场白是：“说起这事来，要坐个蒲团说一天……”。他讲过自己一个故事我记到现在：他的驾驶员喜开快车，他纠正多少次都不甚见效。后来一次，他们坐的轿车差点钻大货车底下去。他让驾驶员在路边停下来。两人下车，他指指驾驶员的鼻子，然后指指自己的鼻子，咬着牙说：“小王，你给我记着，车上拉的是一个姓祝的，拉的不是一头猪”！此言一出，驾驶员再也不开快车了。

第四位是朱君，费县人，五十六七岁，是现任一位颇受人敬重的领导，讲话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老兄说话善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词，比如说起自己的酒量来，他谦虚道“不多不多，也就能喝个二至两杯”；比如嘱咐别人放心，他喜欢说“您情管不用放心，保证没有错不了的事”；比如说哪件事不大好办，他喜欢说：“这很难容易办到”；有一次敬酒，他站起来激动地说：“在伟大的192010年到来的时候，我给各位领导提前拜个晚年”……。这老兄高就高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很认真，令听者肃容，听完了才能回过味来，接着忍俊不禁。他的好多语录都被同行收录了下来，经常讲起。我记不全。

还有一位是李君，我不认识，听到的。早年干宣教，他为刚建成的沂蒙路写报告文学，极尽夸张之能事。他是这样歌颂沂蒙路的：“倒下是壮丽的画卷，竖起是日天的丰碑”。好像公路可以竖起放下一样。他赞扬一个架桥工人写到：“他得了严重的痔疮，还坚持工作在脚手架上，只见鲜血顺着脚手架淌了下来，染红了滔滔沂河水……”。我的天！这样流还不流死了！此君生活中也很有笑料：一次单位分大米，他用自行车带着往家走，袋子不知怎么捅了一个窟窿，米一路走一路洒，回家只剩一条袋子。老婆骂他，他又拿着笤帚原路一点一点地扫，扫回的大米中沙子和土太多，只好喂了鸡；还有一次也是单位分大米，他负责一袋袋搬到远处的车上，很累。他看见来机关办事的一女同志自行车放在楼下，没锁，就顺手牵来驮大米。女同志出来找不到车了——那时候自行车金贵啊——满院子着急地找，看见他推着，一把揪住他骂他是贼，他怎么也说不清。闹到派出所出面才说清楚；还有一次领导安排他到省城报材料。那时路不好，连吃带住加喝酒要走两天。他在某个县里弄了个破帆布吉普车，途中跑掉了一个轱辘子，从水沟里捞出来按上再跑。好不容易到了省城，人家问材料呢？一拍脑袋哎吆忘带了！因为净干些滑稽事儿，还误事，领导就批评他，人家脾气好，只是总是乐呵呵听着，不住点头承认错误，过后照犯。领导也拿他没办法。我感觉这个人傻得像堂吉诃德。但憨中透着可爱。

这些年，这些人和事，在我脑海里把这个群体勾勒得鲜活生动。我觉得沂蒙人真的很特别、很幽默，这是其他地方没有感受到的。我认识的虽然就这几位，不能说就代表整个沂蒙人，也不能就说代表一种文化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蒙山沂水是酝酿幽默的土壤——就如同铁岭产生东北二人转一样——一方水土一方人。

小时候就听过《沂蒙山小调》。我觉得除了能从歌中领略到蒙山沂水好风光外，曲词里还透着一股俏皮和幽默味儿，这是沂蒙山区人特有的劲儿——像当地酿造的温河大曲一样，浓烈、醇香而又回味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