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热门的讨论话题就是许多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上放心药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现象，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建立药品专卖制度势在必行。就药品专卖制度本身来说，其实早在宋代就已出现。
　　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最初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宋神宗诏令撤销、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汴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
　　熟药所作为政府开办的售药机构，实际上是官药局，它从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到监督中成药的制作，都有专人负责。因而，药品（丸、散、膏、丹）质量非常之好。由于中成药服用方便又易于保存，立即受到东京医家和病人的欢迎，熟药所名震京城，生意兴隆。到１１０３年，东京城内的熟药所已增至５个，另设“修合药所”两处，为制药作坊。因为熟药所配有专门从事药物配制的研究人员，所以其制药技术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们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改进制药方法，当时创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经数百年实践的检验，疗效良好。
　　当时熟药所还有很多制度，如夜间必须轮流值班，遇有急病人耽误卖药的杖打一百，对陈旧药品及时销毁，从而保证了临床用药的安全。宋徽宗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和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这就是名传后世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发祥之地。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朱雀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南局”，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熟药惠民西局”，全国各地共设立有４０个分局。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并影响了金元一代。
　　【《局方》如今无人知】
　　听说开封宋都御街刚刚建立的时候，牌楼跟前的第一座建筑就是“惠民和剂药局”，这应该算是继承宋时传统而创建的药店吧，但我在今天的御街中穿行了许久，却连它的招牌也找不到了。说起知名度，以前的惠民和剂局可比今天的同仁堂响亮得多，同仁堂使用的很多方剂，都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而《局方》则是宋代政府将惠民和剂局经临床验证、确有良效的方剂进行整理规范后的官方成药典。
　　直到今天，朝鲜、韩国、日本等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厚的国度仍对《局方》念念不忘，但在它的诞生之地——开封汴梁城内，已经很难找寻到惠民和剂局的遗迹了。有时候我不无恶毒地想，是不是自己也需要抢注一个“惠民和剂局”的商标，待价而沽，说不定可以因此一夜暴富呢！
　　现今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南宋时称“平江府”。当时石工曾将其城市布局刻在一块石碑上，名《平江图》。此碑长２８０厘米，宽１３９厘米，系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现藏苏州博物馆内。据考证，此碑刻于宋理宗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年）。在图中城市中心偏右下一点的地方，可以见到“惠民局”的字样。虽然宋代汴梁城中５个惠民局的确切方位我们不得而知，但《平江图》的发现，确证了惠民局的存在。
　　【医学史上一创举】　　
　　雕版印刷发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犹未得到普及。大文豪苏东坡称其早年求学之时，“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书。”然至北宋中叶，雕版印刷术即风靡全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这无疑是两宋时期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速度明显加快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加上最高统治当局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其中许多古典医籍已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例如：开宝四年（９７１年），宋太祖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２００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１０２６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５９０部，３３２７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收藏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
　　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好地为宋代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宋仁宗嘉二年（１０５７年），韩琦上奏仁宗：“医书如《灵枢》、《太素》……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仁宗下诏曰：“即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文院检讨掌禹锡等四人并为校正医书官”。韩琦任首任提举，后由范仲淹、钱象先接替。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国整理编目的基础上，由政府于编修院下正式设立了“校正医书局”，并将掌禹锡（今漯河郾城人），林亿（今开封人），高保衡（今鹤壁淇县人），孙奇、孙兆（今孟州人）等一批颇有校雠（ｃｈóｕ）专长和精于医学的专家调集于“校正医书局”，历经１０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创举。
　　【“运气”流传有运气】　　
　　医籍中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扁鹊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在这次整理中，都被列入其中。尤其是对《黄帝内经》的整理，给中医理论的普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例如“运气”一词，有人说是佛家用语，实际上却是一个“道地”的本土名词，是对《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的简称。“五运六气”出自《黄帝内经》中“七篇大论”部分所论述的中心内容，唐王冰整理《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时，为补足《内经》所佚失的第七卷，就将成书于东汉时代的“运气七篇”补入其中。王冰为《素问》作注后未能广泛流传，北宋官方整理医籍时，这部分内容也被认定为《素问》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整理，从此颁行全国。自此以后，研究“五运六气”者代不乏人。若没有宋代官方整理医籍，这些东西可能永远被埋在故纸堆中，难见天日了，而“运气”一词，可能再不会成为人们的口头语言了。
　　另外，北宋政府还把“五运六气”的理论加以验证，发觉其有效，便大力推广。自此以后，“五运六气”便成为预测一年甚至一纪（六十年）气候的主要依据。事实上，“五运六气”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迷信，它是古人建立在对气象、物候观察之后得到的一种宏观印象，并据此进行流行病学的预测，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医学气象学。
　　前段时间，由于气候异常，出现了ＳＡＲＳ、禽流感等疫情，有人曾使用中医学的“五运六气”对疫情加以预测和解释，同时根据预测的结果提出了预防及治疗的措施，对疫情的防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我使用这一工具预测全年天气情况来看，比中央台的天气预报还要准一些，至少不会出现像２００４年冬季那样，本来一个冷冬，却被预报成“罕见的暖冬”。
　　【卫州医派传《伤寒》】　　
　　《伤寒论》之所以能赶搭上北宋政府重视医学、刊行医经的列车，及时取得经典地位，为世所重，高若讷（９９７年～１０５５年）无疑当居首功。
　　高若讷本是并州榆次人，徙居卫州（今河南淇县）。与撰有《药准》的名臣文彦博为同窗密友。史称高若讷“博闻强识，于书无不窥”，于国家修订历法，钟律，乐尺，明堂等典制无不参与其事，其医学不知渊源，当自修医书而得。曾“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服”。他不知因何机缘得到张仲景《伤寒论》等古书，尤长于伤寒。有人说他本人“拘古方治疾，多不效”，后不拘执，遂医名大著。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不私藏秘笈而自珍，因此《宋史》谓北宋卫州多出名医，均本高氏之学。
　　而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当时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外台秘要》等书久不行世，是因为高若讷的“考校讹谬”，才使得这些当时已是罕为世人所知的医典重见天日。《宋史》中列有他撰校的书名《素问误文阙义》一卷和《伤寒类要》四卷。他的医学研究为日后其次子高保衡、次婿林亿等校勘核定医学经典定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高若讷在举进士之后仕途顺遂，累官至枢密使、参知政事。显贵之后即少为人诊脉，但已在卫州留下了一批“精晓张仲景方术”，“工伤寒”的继承者。其中最著名者首推卫州人孙用和（后客居河阳，也就是今天的孟州），孙用和自称药王孙思邈的后人，有其渊源家学，但之所以能“善以仲景法治伤寒，名闻全国”，这方面的学术则仍得诸高氏。
　　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道：“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唯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以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余，犹足名一世。”孙兆即孙用和次子，与兄孙奇三人皆以医闻名。孙奇、孙兆之医学皆传自其父，而孙用和则是居卫州之时，向高若讷学习《伤寒》的。
　　孙氏后来入宫诊疗有奇效，自布衣即拜尚药奉御，并于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八月起于武成王庙主讲医学。其子孙奇、孙兆均中进士第，后来亦皆成为全国医疗界权威，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病危，国医束手时，均诏孙兆或孙奇入宫挽救，在医林中地位极高，“父子医名，自昭陵至于熙丰，无能出其右者。”孙奇、孙兆且在嘉二年（１０５７年）创设校正医书局时，与高保衡、林亿同时入局进行重要医籍的整理工作，于英宗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将《伤寒论》的校勘完成镂版发行。换言之，北宋医书校书局几乎为高氏师徒为班底的卫州医派所包办。《伤寒论》之所以得以免于碌碌，由列为《太平圣惠方》伤寒方七卷之一的命运，而成为千年来业医者必读的经典，与以高若讷为中心的医学权威团队的倡导与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若讷深知林亿在校勘和医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因此在自己（时任枢密使）去世前的一个月，“以罢政府恩陈乞”，并通过考试，把原为职方员外郎的林亿安排到秘阁任校理，可谓慧眼识人，知人善任，真正做到了“内举不避亲”。而林亿、高保衡、孙奇等也不负众望，在校正医书过程中勇荷重任，无可替代，３人共同完成《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医书的校订刊印工作，使这些濒于失传的经典医籍得以续绝存亡，并且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使许多中医学术理论得到了总结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