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用笔名“易筑”发的，呵呵！

當代工業遺産保護的意義、方法與對象也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的産生變化。

首先是工業遺産保護的意義在不斷豐富。經典的工業遺産保護思想是基于確立于西方近代的線性發展曆史觀念，重點在于通過保護保存工業文明的實物佐證——把過去作爲對現實存在産生影響的因素在曆史的總體構架中加以考慮，從而將自身在整個曆史進程中加以定位。其重點是遺産的曆史與文化意義。除了這一點之外，“以未來爲導向“對于“可持續性”的考量對于當今工業遺産保護的理論與實踐發展的推動也越發明顯。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高專曆史建築保護系系主任哈斯勒（Uta Hassler）教授和著名學者基爾多夫（Alexander Kierdorf）就在專著中提到 “在過去幾年的專業討論中不光是在曆史-文化方面的考慮，出于經濟與生態因素而繼續使用現有設施的提議也的變得明確。在一種考慮到外部耗費、並對長期性和如今時常提到的可持續性發展範式富有責任感的預算平衡框架內，繼續使用與保護的策略總是壓倒了拆毀與替代的政策。” (Kierdorf und Hassler 2000, 7)。

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現存的工業遺産不僅僅具有傳統意義上的曆史文化價值，也更是經濟與環境“資源”：所有的建築實存都是建築材料與能量的一個“中間儲存站”。從生態與經濟的角度來看，保護與再利用的中心任務就是如何延長這些建築材料和能量在“中間儲存站”保留的時間——保留使用的時間越長就意味著平均單位使用時間內消耗的物質與能量就越少，對它們的使用效率越高，也就越符合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說工業遺産不僅僅是文化與曆史遺産，也是經濟與環境的遺産。對于這種工業遺産保護新動因的價值不可低估：“如果（基于對于資源充分利用的觀點）長期保護與維護曆史建築能通過一個緩慢的理解強化的過程（在社會中）變得更加理所當然更具有必要性的話，曆史遺産保護就能夠將精力從簡單保護與尋找新用途的繁重負擔上更多地轉移到真正的科學文獻研究與文物保護的任務上去。”(Kierdorf und Hassler 2000, 281)。

動因的轉變使得工業遺産保護的對象範圍也在變化。傳統的根據曆史及專業價值甄選對象進行研究和保護的方法顯然不能夠滿足新的要求。首先，受到保護和再利用的對象規模有限。以在工業遺産保護領域走在前列的德國爲例，迄今根據曆史與文化價值受受到法律保護的工業遺産也不過區區總量的2‰ (參照 Hassler und Kohler 2004, 254)。此外，傳統保護和再利用對象的分布也存在問題。以德國爲例，50年代以後興建工業建築占了超過一半現有存量，但大多與保護無緣。上海的情況也是這樣。現在上海現存約4000萬平方米的老廠房，建國後新建的占了很大部分。但作爲優秀曆史建築受到法定保護的僅僅只有37處 (參見 黃琪 2007, P44, 46)。這顯然既不能全面代表各時期工業文化，保護行爲對于經濟與環境的影響也更是微乎其微。如前文所述，所有的工業建築存量都是建築材料與能量的“中間儲存站”,都是經濟與環境的重要資源。在上海這個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如何利用現有工業建築存量是一個急需探討的問題。僅僅基于曆史文化意義對于保護與再利用的對象進行甄選保護顯然是不夠的。從可持續的發展觀點來看，在工業建築再利用的過程中不能僅局限于具有曆史或美學價值的對象，對于建國後乃至過去一二十年建成的工業建築也應該納入改造與再利用的範圍中來。

盡管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剛剛起步，登琨豔先生通過“草流行“的改造再利用在這個方面率先做出了十分寶貴的嘗試。姑且先不去談它美學與建築學的意義，我們認爲在環保與經濟上”草流行“做出了三點具有表率作用的貢獻：

第一，“草流行“的前身是一棟建于70年代的典型中等品質的工業建築。登昆豔先生並未去挑剔和區分它的“質量”，而是通過適當的改造和擴建，使它的生命得以美妙的延續。這說明，哪怕在較近年代建成質量一般的工業建築存量，通過巧妙地改建依然具有很好的使用價值。

第二，據統計，每拆除一平方米的建築，根具建築形式的不同會産生一到一點五頓的建築垃圾。“草流行“使廠房避免了被拆除的命運，也就減少了大量建築垃圾的産生。同時固化在舊建築中的能量與自然資源也仍然得到了延續使用。這種方式如果推廣開來這對于環保與經濟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登琨豔先生在改造“草流行“的過程中創造性的使用了建築回收材料。近年，上海由于急劇推進的城市改造，産生了大量的廢棄建築材料。”草流行“的成功案例證明了：通過對曆史建築材料的適當的甄選和再利用，一方面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延續了城市的曆史印迹；另一方面，材料的回收利用無疑會大大減少了對于環境的汙染壓力，同樣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所以不難看出，“草流行“雖小，但是它對于與我們如何發展的看待現有工業遺存、如何再利用它們、如何改進城市現有工業建築存量的管理思路都具有很重大的示範意義。